回顾2005年的中国文化 界，“功利”依然是喧嚣的文化现象背后不变的主题。但在这一年，“焦虑”却取代劳动或资本，成为文化红利的分配依据。

　 对中国传统文化前途的焦虑，对学术权利分配的焦虑，对大师离去后中国文化走向的焦虑，再到对文化现象如何评判的焦虑……透过“焦虑”这层文化装饰，2005年文化红利的分配状况，渐渐清晰起来。

　 国学坐上商务舱

　 “国学”毫无疑问是2005年中国文化生活中最具有分量的一个词。

　 从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身体力行，为该校将办的国学院“大作广告”开始，“国学”就头顶光环频频登场：先是新“儒学研究者郑家栋涉嫌偷渡事件”，接着是多位名家就“七月流火”、“脊续”进行语词之争，此后，借着“科举百年”的大好机会，“国学”继续一路风光，历经全球华人祭孔之盛事后，终于，在这个年底，身披华丽外衣的“国学”“走”进了“国学老板班”、“中国国学俱乐部”之类纯商业性“国学”培训机构。这一年的熙熙攘攘，“国学”好不风光。

　 人大国学院在今年受到的抨击，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为该校提倡的“国学应用研究”，人才培养据说要走“企业家的文言文写手”的道路。这样的“前卫”姿态，自然招致来自文化保守派的批评。

　 在纪念“科举百年”的活动中，以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为首的科举研究派对科举制度的褒奖，似也出于学术利益的考虑。刘教授将“科举”简单定义为“考试”，并无视科举在维护等级秩序、钳制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方面的作用，而一味为科举叫好。公众不难理解这一举动背后的动机：一个研究项目，社会影响越大、正面价值越大，引起学术官员关注的几率也就越高，获得的研究经费也就越多。反之则很容易陷入困境。

　 关于弥漫2005年的国学热，有好事者将之提升到“另一场启蒙”的高度。此前的2004年，“文化保守主义之年”的活动与争论，为2005年国学的兴起提供了理论支撑。但那时，讨论者们关心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本身的理论可能―――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诸如此类。

　 而进入2005年，上述内容似乎不再引起国学宣讲者们的注意。他们似乎显得更为务实，忙着在一些商业项目或具有商业色彩的项目上大做文章。“国学衰微，拯救民族文化”的焦虑，倏然变成了“如何才能靠国学牟利”的焦虑。

　 文化，或者文化权利

　 学术阵地保卫战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学研究界，其他领域也不能幸免。2005年底，红学家对作家刘心武的“学术围殴”亦缘于此。

　 最初，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并没有让红学家普遍不满。通过在央视的宣讲，刘心武令人捧腹的“秦学”引起公众注意。一些正统的红学家开始通过媒体公开批评刘的“猜谜式”研究。10月底，某报发表对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访谈。一场更为激烈的学术争论由此拉开。

　 而事实上，刘心武猜谜式的、开玩笑一样的红学研究尽管有混淆视听之嫌，却也未见得有害。刘心武所做的一切，其更大意义在于―――对一种走向全面垄断的学术资源提出了挑战。

　 是文化权利，而不是文化本身，终于让一批学问家在这个岁末坐不住了。

　 巴金之死，则为中国文化界又提供了一个“文化分权”新由头。

　 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巴金也几乎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最后一块“富矿”。或许正是如此，睿智的巴金生前反复强调不设“巴金文学奖”，免得给混乱的国内文坛添混乱。即使这样，巴金似乎也没能终结自己成为文化分权工具的宿命，类似于“以坐台学术的姿态书写巴金神话”一类的情形终也出现。这一点，在巴金死后极尽哀荣的追思评价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显著―――一场个人的生命悲剧，终于演化成了公众的文化闹剧。

　 此起彼伏挑战者

　 不仅是学术利益，2005年，文化领域既有的价值体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芙蓉姐姐被认为是2005年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这个体系的人。身材略显臃肿动作夸张变形的她，却坚持不懈地用“火爆”、“妖媚”之类的字眼修饰自己的身材与容貌。6月，在网络上名声渐起的芙蓉通过平面媒体进入公众视野后，迅速引来文化界注意，“后偶像”、“贱文化”、“反常规宣泄”、“无聊文化”、“喜剧暴力”、“反智主义”……一连串的标签随即被贴到芙蓉姐姐身上。

　 然而，正是这种“身份即时贴”暴露出“标签生产者”的慌乱。媒体、专家、学院派，他们本该是文化的发现者与鉴定者，但芙蓉姐姐的勃然而起，令他们慌不择路。芙蓉姐姐事件的复杂层次，显然对他们的文化鉴定提出挑战。

　 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用贴标签的方式阐明的事件，芙蓉姐姐及其拥趸的动机也无法简单用“无聊”或者“审丑”来说清。不过，这一事件本身，也不会因为这些言说从而迅速消亡或由此打开一个“审丑时代”，与“芙蓉美学”截然相反的“精英立场”，仍傲然引领着当下城市的时尚T台。

　 “超级女声”则对文化的权威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挑战。一方面，观众短信投票的游戏规则，将以“评委”身份出现的文化权威部分地消解掉；另一方面，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使得“超女”对传统电视娱乐节目的整体结构，产生剧烈冲击。“PK对决”制度更在事实上主导了“超级女声”对既定文化体系的挑战。

　 一个在网络上自称“蔡小飞”的人，是2005年的又一个挑战者。在这个虚构出一篇“高考反文”的“人物形象”背后，是一个希望挑战“少年作家梦工厂体制”的孩子。按照他最初的构想，先将“蔡小飞”炒热，再借“蔡小飞”这个壳，让自己的作品上市。然而，他使用了一个错误的挑战方式，最终在媒体的审视下，“蔡小飞”迅速露出马脚，从此销声匿迹。蔡小飞事件也演变成一次“网络行为艺术”。

　 但值得回味的是，即使媒体已揭露了真相，依然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凭吊那位死于高考之后的“蔡小飞”――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自愿地迷失在这次“网络行为艺术”中，借此进行属于自我的表达与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