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定义是什 么？打工文学远离文学评论界的视野吗？打工文学何去何从？……日前，“打工文学创作实践与未来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邓友梅、雷达、李敬泽等20多位国内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安子、王十月等两代打工文学作家，就打工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展开热烈讨论。主流作家和评论界名家第一次表现出对以打工文学为标志的底层写作的“集体性关注”。

　 打工者写，写打工者

　 如何定义打工文学？打工文学到底“姓”白领还是蓝领？多年来，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争议不断。

　 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是最早提出“打工文学”概念的人士之一。在他看来，打工文学伴随上世纪80年代“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浪潮而应运而生，它几乎影响了那一代漂泊南方的异乡人。

　 当年，外来工从乡村来到城市，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迫，痛感“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他们渴望通过“我手写我心”，文学由此成为他们忙碌之余的心灵寄托。

　 当年流行深圳的“打工歌谣”唱道：“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打工文学’生活原型。”杨宏海说。

　 “打工文学就是打工作家自鸣自放自己心中情感，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文学评论家白烨如此一语概之。

　 但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李敬泽却有不同看法。李敬泽认为，把打工文学仅仅看作是打工者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大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李敬泽表示，对于打工文学的命名，并无现成经验，可以根据其创作与理论的实践，形成大致的文学命名，但不能对其进行一个硬性界定。

　 “打工文学还是要进行界定。”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雷达却有另一番坚持。雷达认为，打工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中特有的、过渡性的文学类型。雷达对打工文学概括为“打工者写的文学，写打工者的文学”。

　 打工文学缘何远离文学主流

　 “随着打工者的成长，打工文学也在成长，它需要评论给它一个带动。然而，现实中，关于打工文学的学术评论，远远滞后于打工文学的创作。”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博士这样认为。

　 打工文学缘何远离文学主流群体的视野？有评论家就此分析认为，原因有三。首先，第一代打工作家的写作素养与理论准备普遍不高，没有与主流作家、评论家对话的实力；其次，在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居于中心的作家从精英文化的立场出发，对打工群体和工农大众生活有隔膜，打工文学无法进入实力派作家、批评家的视野；第三，打工文学的被“妖魔化”。

　 这其中，被“妖魔化”一度牵绊了打工文学向前的脚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打工文学作品屡屡被出版商肆意炒作，大量文字戴着打工文学的面具，内容却被别有心机地偷换成了发生在发廊、出租屋、歌舞厅等的或猎艳或血腥故事。打工文学从而元气大伤。

　 打工文学往何处“打工”

　 打工文学何去何从？

　 对此，雷达认为，作为平民化、粗加工的文学类型，打工文学为主流文学提供了丰富的体裁、话语、问题和人才资源，但是，它大可不必硬要与纯文学攀比，维持它本身粗粝的、自然的风格就好。

　 雷达也指出，打工文学确有提高文化品位的必要。创作者应该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表现打工者的精神世界上去，写出种种冲突―――如劳动者和资方的冲突、农业文明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冲突、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尤其是写出人的灵魂嬗变之痛，这才是打工文学的应有要义。

　 面对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幸，面对打工群体，作家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来写作？“起码应该做到自我警觉和反思。”李敬泽一语概之。

　 李敬泽指出，现在有许多作家写打工题材，姿态都是高高在上，他们对底层生活的关切，并不是出自于自己生命的体验，而是一种“话语的运作”。一些打工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意被冠名为打工文学作家，在观念上存有世俗的计较。

　 “但是，不要忘了，文学意义上的奋斗和个人生活上的奋斗是不一样的。偏远、边缘或是乡野的生活经验往往是作家拥有的最大的资本。这些背景对于没有力量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是要极力洗去的羞辱的‘红字’，但对于真正有力量的人来说，这些背景才是你力量的来源，是你可以依靠的广阔原野。”

　 文学不等同于文学经典，只要与人民的生活呼吸联系在一起，就是“活的文学”。精英写作与底层写作共存，才是和谐的文学生态―――正因如此，“是向下走迎合低端市场，还是向上走争取进入主流”，这是摆在打工文学作家面前的一个最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