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话来看：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以此来看一场甚嚣尘上的“银行贱卖论”成立与否的辩论。有关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调，衍生于交通、建设两行成功上市之时。12月9日《新京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立场：谁在鼓噪“银行贱卖”？ 认为情绪化的指责可以理解，但无益于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

　 “我们要看看，鼓噪国有银行贱卖的是些什么人？”这种以毒攻毒的论调，似乎也不幸步了“情绪化”的后尘。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还表示，究竟是否贱卖，要通过审计才能得出结论。毕竟，在银行金融资产上的猫儿腻任谁都会触目惊心。

　 逻辑地来看，经济学家来论断经济问题是合适的，但是在这一场场的短兵相接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力推股改的当事者和身在国有银行之中的管理者的声音很响，而诸如国家审计署以及一些权威、中立的咨询评估机构，却很少轮到发言。这些“自家人”的回应，凭什么值得我们信赖乃至信仰呢？

　 外资参股，说到底还是一个高技术含量“讨价还价”的游戏问题。事实上，我们的确不是“职业游戏者”，那么，当我们提着脑袋注资、赎买、大规模向外资出售股权的时候，能不能换回中国国有银行快步搭上市场化列车的“通行证”呢？鼓噪“银行贱卖论”者的忧心，真的就是百无聊赖、空穴来风？

　 一是，在银行改革的制度成本面前、在我们苛刻而急切的寻求战略投资面前，境内投资主体为什么不能参与这场生死博弈；二是，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的改革思路，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金融生态背后的复杂问题吗；三是，我们以破釜沉舟的代价剥离数万亿元不良资产的成本和“按净资产定价”之间，到底有没有形成市场公平的悖论？

　 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毫不客气地评论说：“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在官方声明和商业现实之间存在鸿沟。”从中国金融市场战略发展来看，我们对本土银行的正确作价法则、培育国内资本市场和多元融资格局，都是很迫切的。说是居心叵测也好，退一万步讲：关注着国有银行的改革路径、鼓噪一下“银行贱卖论”，也是很担责很必要的事情吧。

　 有人说国有银行是人造美女，我们还是拼了血本指望她能光彩照人。此时，“银行贱卖论”，多少也是一种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