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中苏美空军抗日
空战纪实》的书稿，寻找出版社屡屡碰壁时，曾经有人问孙维韬：“你一个共产党员，干吗费那么大力气给国民党歌功颂德？”
那是半年前，各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也有空军某部在审稿后提出意见，一是蒋介石的照片出现得太多；二要取消书中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的内容，理由是“中日关系太复杂太敏感，怕有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些说法，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军人，孙维韬的回答很明确：“历史就是历史。”
“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从孙维韬的职业生涯来看，这本不过20万字的《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实在算不了什么。他曾担任9卷集、1400万字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组组长，《俄汉军事大词典》总编审，《军事百科词典》主编，《世界军事知识词典》副主编，《国防知识》丛书副主编，《兵器知识文库》副主编……但就是为这本区区“小书”的编辑出版所费的周折，让他感慨最多。
2004年初，北京航空联谊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决定编写一本介绍中苏美空军在中国抗日战场上，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画册。
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战事中，涉及空军的内容，一直少有翔实的介绍。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原本就相当薄弱的中国空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后，可用飞机只剩30余架，面对不断增加的日本陆、海军航空队的空袭，已无力反击，制空权全部落入日本空军之手。
当时，欧美诸国以“严守中立”为名，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用物资。而苏联担心日本的扩张会危及自己在远东的安全，采取了积极的援华方针。1937年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1月组成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直至1942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大规模援华中断，这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并先后向中国出售1285架飞机及其他作战物资。苏联政府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航空物资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和航校、训练基地，以轮换方式分批派遣军事顾问，连同各种空、地勤技术人员共计5000余人，改装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雪中送炭，使得中国空军起死回生。
近些年来，关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的报道，不断见于各种媒体，而了解苏联志愿航空队历史的人，却还是不太多见。
“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不少我到过的抗战纪念馆里，都是一片空白。”孙维韬说。
孙维韬1980年之前，在中国空军服役30年，曾长期担任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翻译。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段历史就少有人提了。“但无论现实政治如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有责任把真正的历史留传下去。”
作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的孙维韬，曾经受邀到黑龙江大学国防教育学院做报告，当他提及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华作战的历史时，座中居然无人知晓。“那是给沈阳军区培养干部的地方，还是军人呢，都不知道。”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志愿飞行人员除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外，还参加了保卫南昌、广州、兰州、重庆、成都、西安等地的空战。据统计，至1940年，日本共损失飞机986架，这与苏联志愿飞行员的作用密不可分。
1938年2月23日，由波雷宁大尉率队，28架轰炸机从武汉远征台湾，轰炸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一役击毁日机40架，烧毁了可供该基地3年使用的航空汽油。“1939年8月14日，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人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
万县人民为库里申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把他安葬在景色壮美的太白岩。
库里申科的事迹，在当时传遍中国，可是在他的祖国却毫无反响。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也只是这样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库里申科的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着：‘格里戈里？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地点，家人全然不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库里申科的女儿莫娜？库里申科考入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她的同学中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叫住了莫娜：‘在中国，人们一直缅怀着一位苏联飞行员，他的姓和你一样。我们早就想问你，你是否是他的亲属？’
直到此时，莫娜才知道她父亲的下落。
1958年国庆前夕，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发出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并祭扫亲人墓地。在北京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库里申科妻子和女儿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格里戈里？库里申科。’”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像库里申科一样，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一共有236人。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
被有意无意淡忘或掩蔽的历史，又何止于此。
陈子堃一直遗憾没有见过六叔陈端紘的照片。
1945年4月10日，陈端?驾驶的战斗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向敌人进攻时，因低空扫射不幸被日寇炮火击中，牺牲在湖北老河口地区。那时，陈子堃还没有出生。
陈子堃记得，“文革”中，家里人偷偷摸摸地焚烧旧照片时，他从火焰中抽出一张烧焦了的吊唁场景的照片，据说是当时为六叔开的追悼会。
1938年，中国国土战火遍地，20岁的陈端紘决定放弃测量局安稳悠闲的工作，赴沦陷区从军。他背着家人，偷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北京南下报考航校。
50年后，陈子堃拜访了六叔当年在航校的同学、时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邢海帆，希望能从他那里看到六叔的遗照，可惜，邢海帆家里当年的照片、资料也全部被焚毁了。惟一一张当年的照片，是几年前一位在台湾的老战友赠送的。
邢海帆告诉他，当年的战友还活着的已是屈指可数，三分之二的人在战争中就牺牲了，现在有一小部分在台湾和美国，留在大陆的三人，朝鲜战争时牺牲了一位，另一位死于“文革”。
在《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的附录―――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里，关于“陈端紘”的内容有：军衔上尉，籍贯河北宛平，1918年出生，1945年4月10日牺牲，牺牲原因：作战阵亡。
收入这份名册的，还有822个名字，他们基本出生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死于1937年至1945年间，平均年龄不到30岁。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事开始。其时，日本已储备2200架各型作战飞机，首批投入淞沪战场440架，他们认为，中国空军兵力有限，飞机老旧，性能落后，又无补充来源，三天之内就能消灭中国空军。
“8月17日清晨，中国空军第5大队和25中队奉命以6架霍克－3飞机赴上海轰击虹口日本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驾驶2510号飞机紧跟中队长起飞。到达预定目标后，阎海文跟随长机从2000英尺高度依次俯冲低空投弹击中目标。敌人架在楼顶上的机枪向我机开火，阎海文的飞机被击中无法操纵，跳伞落入敌阵，被数十名日军包围，并呼喊着‘活捉支那飞行员！’阎海文冷静地等着日军靠近，用自卫手枪连续击毙5名日军，日军退了回去，有的要开枪，被鬼子头目制止，并喊话要中国飞行员投降。阎海文从隐蔽处走出来，昂首挺立，眼见10多名日军士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步枪逼近，阎海文缓缓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8月19日，中国空军指挥部接到侦察机报告，大批日本军舰集结在白龙港附近海面，遂命令第4大队出动战斗机，掩护第2大队轰炸机前往轰炸……飞至南汇上空时，分队长沈崇诲、轰炸员陈锡纯驾驶的904号轰炸机发生故障尾部冒烟。当时南汇在我军控制之中，如迫降或跳伞都可能生还……一位26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位不满21岁的爱国飞行员，同心协力，从2000米高空对准就近的一艘敌舰冲去，火光闪处，浓烟腾起……敌舰因弹药库爆炸很快沉没。”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无论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是英雄！”74岁的孙维韬提高了嗓音，几乎喊着说。
“1938年5月中旬，历时3个月的徐州会战已近尾声。鉴于徐州会战的失利及日军对武汉等城市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日寇气焰。最初的考虑是轰炸日本本土，让日本人也尝尝挨炸弹的滋味。后来多数人认为投掷几颗炸弹作用有限，况且也不应像日本法西斯那样伤及平民，投炸弹不如撒传单，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一次反战宣传和示威性空袭。
1938年5月19日，8名勇士两架飞机，分别由徐焕升、佟彦博驾驶，满载上百万份传单，向日本飞去。海面上是否会遇上敌舰攻击、敌机拦截，日本本土防空预警反应能力如何，都是未知数。
5月20日凌晨2时45分，我双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首批传单。而后在福冈、佐贺、九州等城市，投放照明弹、撒传单。20日11时13分，双机降落在汉口机场。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吴玉章等，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日本举国骚然，6天之后，内阁大改组。1938年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武汉。中国空军对此早有准备，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4架。”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间，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
2004年10月，初稿成形，加上各处收集来的近千张历史照片，书的大模样有了。航联会分别给北京市统战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送审稿件，希望能得到赞助出版。同时，撰写者、编审者着手编辑工作，统一体例，细致地打磨内容，核实资料。
没想到，一转眼到了2005年6月，出版的事情还没着落。
北京市统战部的回复是“同意出书，经费自理”。二战史研究会出具的审稿意见也很积极，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斗历程”。
孙维韬他们最希望由空军蓝天出版社来出，觉得这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可书稿送去大半年了，出版社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找上门去，对方说，可以出，但是要有空军司令员正式批件。至于批件，要经过政治部宣传部外联部。什么时候能下来？说不准。能不能快点？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没法给领导下命令。
这时航联会内部有两派意见。一种说，要么就等等吧，等蓝天出版社的回复。孙维韬认为，没法再等了。
有主编大型辞书经验的他说服大家：“书的出版是有流程的。排版、制版、校对、印刷，都需要时间。”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虎队”老战士8月13日在北京的聚会，赶不上8月15日的活动……“中秋过了，谁还吃月饼呢？”孙维韬说，“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我们干的又不是坏事。”争执到后来，一位航联会的领导甚至在电话里说：“你爱怎样怎样吧，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
最后，几位老同志决定，自费出版，文责自负。“干吗一定要出这本书？”不止一个人问过孙维韬。他的履历并不需要再靠这本书来增加分量了。“我就是希望把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地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抗战胜利60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人一生中有几个60年啊，如果这次放弃了，还能等到70周年吗？”
他相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950年，19岁的孙维韬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今黑龙江大学）被紧急选入志愿军空三师，担任俄语翻译。当时他才刚学了8个月的俄语，只掌握了1300个生活用单词，语法还没有学完。而空三师是一个刚由步兵师组建成的空军部队，按计划，入朝前各级干部要接受苏联空军三个月的突击培训。课程包括航空气象学、领航学、雷达使用、各种飞机性能和识别办法等等。那么多生词和技术术语，别说译成俄语，连中文都是头一次听说。
果然，孙维韬第一天在课堂上当翻译就砸了锅。被苏联专家用教鞭指着他的鼻子说：“下去，你这个不够格的小翻译！”
但他并没有退缩，擦掉眼泪后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三个月后，当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公认的航空专业课的首席翻译。把他赶下讲台的那位苏联专家逢人就说，这个小翻译进步太快了。“知难而进，我这辈子所尝到的甜头，都是从这句话来的。而且，你看，事实证明，我们胜利了，书放在这儿呢！”他哈哈大笑。
从6月30日和印刷厂签订合同，到8月12日出书，这40天左右的时间，正是北京酷暑难熬的日子。20万字、1000张图片、总共326页画册的五次校对，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由周智弘、孙维韬、温有祥等几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完成的。
曾经想找一些大学生来帮着校对，但是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钱。孙维韬说也可以理解，他们都要勤工助学。可是，因为经费有限，他们这些老先生出门查资料、去图书馆，连出租车也舍不得坐，都是拿着离休证去坐免费公共汽车，哪儿去找这笔支出呢。
能动员的家人全被动员起来了，周智弘的儿子女婿分别捐款资助，孙维韬的老伴、导弹设计高级工程师温家琦，也被拉来作义务校对。封面设计一打听要几千元，平时喜欢画画的孙维韬干脆自己动手。书名的题写，找的是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月忠，“免费的”。
3月体检时，孙维韬查出白血球总数过高，吃抗生素打针都没有作用，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检查，他一直拖着不去。
“我没法去啊。”他说，“当时是什么情景，刘兴军，大面积心梗，抢救之后，在家躺着呢。周智弘，脑溢血，还在住院。彭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周智弘当时和我说，你千万不能撒手，你一撒手，咱们就完了。”孙维韬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撒手。80岁的周智弘，原空军航校参谋长，笕桥航校毕业。在他住院的19天里，硬是坚持半天点滴，半天校稿。
“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
编辑费、稿费可以不算；没钱买书号，可以作为内部发行。可是要出版，印刷的钱总要有着落才行啊。这可不是坐公共汽车就能省得出来的数目。
还好，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表示可以赞助10万元。加上航联会成员的捐助，编委会、编审组成员再各自掏点，总算凑起来差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笔10万元的款项要到年底才能兑现，哪家印刷厂愿意先干活后拿钱呢？
大热天里，找了几家北京的印刷厂，谁都不肯干这种买卖。这时，孙维韬想起了廊坊市海翔印刷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孙维韬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1989年离休后，他受聘民政部，任中福企业莫斯科总代表开展对外经贸业务，回国后，曾写过一本记述这6年经历的书，就是由这家公司印制的，质量相当不错。后来，孙维韬的女儿单位有一笔印刷的业务，也交给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负责人范学增、杨晶是夫妻俩，很感激孙维韬给他们牵的线，一直说要给他一笔回扣，被孙维韬拒绝了。孙维韬向他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不能少赚钱或者不赚钱，算是帮自己这个忙。
这时候已经是6月底了，要求是8月13日必须见书，128克铜版纸，1000多张照片，四彩印刷，16开本，326页，5000本印量，总共16万元费用。6万元买纸备料的启动资金由几个老同志你两万我一万预先垫付，剩下的10万元年底才能兑现。而之前谈的印刷厂，25万元都不肯干。“5000本16万，一本平均才30元多点，封面的费用还没算。折合下来，一页一毛钱都不到。这账就怕细算。”孙维韬感慨，“我太感激他们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出不来这本书。”
为了赶这本书的进度，小范和小杨停掉了公司里其他所有业务，全力以赴。光是送校样，取校样，开车从廊坊到北京来回上百公里，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汽油钱一个月花了2000多元。开始的价钱是按每本画册300页计算的，后来由于增加了“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参考书目”等内容，一下超出20多页，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些费用都没有追加。小范和孙维韬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太不容易了，让人没法和你们细算钱的事。
被感动的还有孙维韬住处大院里的田雨文印室从河南来的小雷一家人。因为经常在这里打印、复印、扫描照片，孙维韬和他们一家也熟悉起来。知道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后，小雷曾说：“不要钱了。你们的精神比给我们钱还值钱。”孙维韬不答应，那怎么行，你还得养家糊口。于是田雨文印室对这本画册实施优惠政策，复印一张三毛，这里只要5分；扫描照片一张5元，这里1元。而且随叫随到，不厌其烦。“给我们省了好多钱啊！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孙维韬说。最有意思的是，小雷还给老孙送来一箱牛奶，说老先生太辛苦了，慰劳一下。“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却能这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种‘热’和之前的‘冷’，怎么能不让人感慨。”
因为是内部发行，《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只能赠送，不能发行。孙维韬和夫人自费寄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和40多个图书馆，邮费就花了1000多元了。他举着这本沉甸甸的图册：“这一本就是3斤重，一次我俩也就是能拿个三五本。”他很享受这种“写书、出书、送书”的一条龙服务，“年纪越大，越有紧迫感要把自己知道的留给后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就足够了。”
胡锦涛5月9日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总统普京及前苏联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大型画册《胜利的回忆》，所用的100余幅照片和史料素材，就是选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中的苏联部分。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8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选用了书中的220余张历史图片，配以10余架二战飞机模型以及由当年参加抗战的空军老战士提供的20余件文物，举办了半年期的《中国战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展》主题展览。不满21岁的爱国飞行员，同心协力，从2000米高空对准就近的一艘敌舰冲去，火光闪处，浓烟腾起……敌舰因弹药库爆炸很快沉没。”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这样壮烈的事，难道不值得让更多人了解吗？无论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抗日的，就是英雄！”74岁的孙维韬提高了嗓音，几乎喊着说。
“1938年5月中旬，历时3个月的徐州会战已近尾声。鉴于徐州会战的失利及日军对武汉等城市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打击日寇气焰。最初的考虑是轰炸日本本土，让日本人也尝尝挨炸弹的滋味。后来多数人认为投掷几颗炸弹作用有限，况且也不应像日本法西斯那样伤及平民，投炸弹不如撒传单，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一次反战宣传和示威性空袭。
1938年5月19日，8名勇士两架飞机，分别由徐焕升、佟彦博驾驶，满载上百万份传单，向日本飞去。海面上是否会遇上敌舰攻击、敌机拦截，日本本土防空预警反应能力如何，都是未知数。
5月20日凌晨2时45分，我双机飞临长崎上空，撒下首批传单。而后在福冈、佐贺、九州等城市，投放照明弹、撒传单。20日11时13分，双机降落在汉口机场。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吴玉章等，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两面锦旗，上面分别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日本举国骚然，6天之后，内阁大改组。1938年5月31日，日军出动54架飞机轰炸武汉。中国空军对此早有准备，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协同作战，击落敌机14架。”
（摘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照片，徐焕升的照片也在其间，并注明“徐焕升是先于杜拉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
2004年10月，初稿成形，加上各处收集来的近千张历史照片，书的大模样有了。航联会分别给北京市统战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送审稿件，希望能得到赞助出版。同时，撰写者、编审者着手编辑工作，统一体例，细致地打磨内容，核实资料。
没想到，一转眼到了2005年6月，出版的事情还没着落。
北京市统战部的回复是“同意出书，经费自理”。二战史研究会出具的审稿意见也很积极，认为该书“史料翔实，图文并茂，客观、全面、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斗历程”。
孙维韬他们最希望由空军蓝天出版社来出，觉得这是名正言顺、适得其所。可书稿送去大半年了，出版社一直也没有明确回复。找上门去，对方说，可以出，但是要有空军司令员正式批件。至于批件，要经过政治部宣传部外联部。什么时候能下来？说不准。能不能快点？这是程序问题，我们没法给领导下命令。
这时航联会内部有两派意见。一种说，要么就等等吧，等蓝天出版社的回复。孙维韬认为，没法再等了。
有主编大型辞书经验的他说服大家：“书的出版是有流程的。排版、制版、校对、印刷，都需要时间。”再等下去，就赶不上“飞虎队”老战士8月13日在北京的聚会，赶不上8月15日的活动……“中秋过了，谁还吃月饼呢？”孙维韬说，“那么多人费了那么多心血，干吗让他们给拖黄！我们干的又不是坏事。”争执到后来，一位航联会的领导甚至在电话里说：“你爱怎样怎样吧，出了事我们可不负责。”
最后，几位老同志决定，自费出版，文责自负。“干吗一定要出这本书？”不止一个人问过孙维韬。他的履历并不需要再靠这本书来增加分量了。“我就是希望把我所了解的历史，真实地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他说，“抗战胜利60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人一生中有几个60年啊，如果这次放弃了，还能等到70周年吗？”
他相信，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950年，19岁的孙维韬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今黑龙江大学）被紧急选入志愿军空三师，担任俄语翻译。当时他才刚学了8个月的俄语，只掌握了1300个生活用单词，语法还没有学完。而空三师是一个刚由步兵师组建成的空军部队，按计划，入朝前各级干部要接受苏联空军三个月的突击培训。课程包括航空气象学、领航学、雷达使用、各种飞机性能和识别办法等等。那么多生词和技术术语，别说译成俄语，连中文都是头一次听说。
果然，孙维韬第一天在课堂上当翻译就砸了锅。被苏联专家用教鞭指着他的鼻子说：“下去，你这个不够格的小翻译。”
但他并没有退缩，擦掉眼泪后争分夺秒，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三个月后，当培训班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公认的航空专业课的首席翻译。把他赶下讲台的那位苏联专家逢人就说，这个小翻译进步太快了。“知难而进，我这辈子所尝到的甜头，都是从这句话来的。而且，你看，事实证明，我们胜利了，书放在这儿呢！”他哈哈大笑。
从6月30日和印刷厂签订合同，到8月12日出书，这40天左右的时间，正是北京酷暑难熬的日子。20万字、1000张图片、总共326页画册的五次校对，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由周智弘、孙维韬、温有祥等几位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的老人自己完成的。
曾经想找一些大学生来帮着校对，但是对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给多少钱。孙维韬说也可以理解，他们都要勤工助学。可是，因为经费有限，他们这些老先生出门查资料、去图书馆，连出租车也舍不得坐，都是拿着离休证去坐免费公共汽车，哪儿去找这笔支出呢。
能动员的家人全被动员起来了，周智弘的儿子女婿分别捐款资助，孙维韬的老伴、导弹设计高级工程师温家琦，也被拉来作义务校对。封面设计一打听要几千元，平时喜欢画画的孙维韬干脆自己动手。书名的题写，找的是老朋友著名书法家刘月忠，“免费的”。
3月体检时，孙维韬查出白血球总数过高，吃抗生素打针都没有作用，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检查，他一直拖着不去。
“我没法去啊。”他说，“当时是什么情景，刘兴军，大面积心梗，抢救之后，在家躺着呢。周智弘，脑溢血，还在住院。彭谦，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周智弘当时和我说，你千万不能撒手，你一撒手，咱们就完了。”孙维韬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撒手。80岁的周智弘，原空军航校参谋长，笕桥航校毕业。在他住院的19天里，硬是坚持半天点滴，半天校稿。
“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
编辑费、稿费可以不算；没钱买书号，可以作为内部发行。可是要出版，印刷的钱总要有着落才行啊。这可不是坐公共汽车就能省得出来的数目。
还好，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表示可以赞助10万元。加上航联会成员的捐助，编委会、编审组成员再各自掏点，总算凑起来差不多了。但有一个问题是，这笔10万元的款项要到年底才能兑现，哪家印刷厂愿意先干活后拿钱呢？
大热天里，找了几家北京的印刷厂，谁都不肯干这种买卖。这时，孙维韬想起了廊坊市海翔印刷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私人印刷公司，孙维韬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1989年离休后，他受聘民政部，任中福企业莫斯科总代表开展对外经贸业务，回国后，曾写过一本记述这6年经历的书，就是由这家公司印制的，质量相当不错。后来，孙维韬的女儿单位有一笔印刷的业务，也交给了这家公司。
公司的负责人范学增、杨晶是夫妻俩，很感激孙维韬给他们牵的线，一直说要给他一笔回扣，被孙维韬拒绝了。孙维韬向他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不能少赚钱或者不赚钱，算是帮自己这个忙。
这时候已经是6月底了，要求是8月13日必须见书，128克铜版纸，1000多张照片，四彩印刷，16开本，326页，5000本印量，总共16万元费用。6万元买纸备料的启动资金由几个老同志你两万我一万预先垫付，剩下的10万元年底才能兑现。而之前谈的印刷厂，25万元都不肯干。“5000本16万，一本平均才30元多点，封面的费用还没算。折合下来，一页一毛钱都不到。这账就怕细算。”孙维韬感慨，“我太感激他们了，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就出不来这本书。”
为了赶这本书的进度，小范和小杨停掉了公司里其他所有业务，全力以赴。光是送校样，取校样，开车从廊坊到北京来回上百公里，就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汽油钱一个月花了2000多元。开始的价钱是按每本画册300页计算的，后来由于增加了“中国抗日空军烈士名册”、“参考书目”等内容，一下超出20多页，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些费用都没有追加。小范和孙维韬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太不容易了，让人没法和你们细算钱的事。
被感动的还有孙维韬住处大院里的田雨文印室从河南来的小雷一家人。因为经常在这里打印、复印、扫描照片，孙维韬和他们一家也熟悉起来。知道了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后，小雷曾说：“不要钱了。你们的精神比给我们钱还值钱。”孙维韬不答应，那怎么行，你还得养家糊口。于是田雨文印室对这本画册实施优惠政策，复印一张三毛，这里只要5分；扫描照片一张5元，这里1元。而且随叫随到，不厌其烦。“给我们省了好多钱啊！你一定要写写他们。这些年轻人太可爱了。”孙维韬说。最有意思的是，小雷还给老孙送来一箱牛奶，说老先生太辛苦了，慰劳一下。“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却能这么理解和支持我们。这种‘热’和之前的‘冷’，怎么能不让人感慨。”
因为是内部发行，《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只能赠送，不能发行。孙维韬和夫人自费寄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和40多个图书馆，邮费就花了1000多元了。他举着这本沉甸甸的图册：“这一本就是3斤重，一次我俩也就是能拿个三五本。”他很享受这种“写书、出书、送书”的一条龙服务，“年纪越大，越有紧迫感要把自己知道的留给后人。只要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就足够了。”
胡锦涛5月9日赴莫斯科参加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时，作为礼物赠送给俄总统普京及前苏联援华抗日老战士的大型画册《胜利的回忆》，所用的100余幅照片和史料素材，就是选自《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中的苏联部分。
前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拿到这本画册时曾感慨：“这段历史很多俄罗斯人都已经淡忘了，中国人还记得，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
8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根据《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选用了书中的220余张历史图片，配以10余架二战飞机模型以及由当年参加抗战的空军老战士提供的20余件文物，举办了半年期的《中国战区中、苏、美空军联合抗日史实展》主题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