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
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