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军区联勤部某分部采访，记者在一次次被感动的同时，也在心里发问：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在做这些被一些人看作“不合潮流”的事时，就那么坦然、无畏吗？现实、人情、升迁等现实问题，对他们就没有一点影响？为了解开这些疑问，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记者对他们中的几位进行了独家访谈。

　 记者：徐部长，你们上任后，制定了财务公开、用人公开、采购公开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什么事都得集体研究决定，要听取群众意见，这实际上缩小或者说是束缚了作为主官的权力。许多人不理解，做官都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你们为什么要在用权上自我设限呢？

　 徐志平（南京军区联勤部某分部部长，大校）：任何一个层级的权力都具有有限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级领导者的权力原本应该是有限的，只不过因为个人觉悟、社会风气、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些权力被人为的、有意无意的扩张了、搞乱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权力还原归位，返本归根。

　 我们在用权问题上自我设限，主要基于三点思考：第一，是想把权力用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自我设限，防止把权用过、用错。出于公心、出于真心、出于小心，是我们自我设限的本和源。

　 第二，是想把难题解好。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而最难监督的权力是主官的权力。所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使自己不能独断专行、不能暗箱操作、不能为所欲为的规章制度，以达到一种境界：既有权又无权。即自己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行使应有权力，而所行使的权力都在法规制度、集体意志、群众监督之下，又没有任何超越以上三者的权力。

　 第三，是想把下级带好。权力具有层级性，仅仅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权力，而不能有效地限制下级主官的权力，一个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也是搞不好的。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教训，新班子上任伊始，个别单位的主官扩张自己的权力，不仅造成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滋生，而且还因为争权夺利严重影响了班子的团结。因此，我们下决心首先从自己限起，用行为力量影响和带动下级主官，取得了较好成效。

　 记者：田主任，您在分部当了5年政委。这些年来实行限制主官权力的制度后，您有没有“自捆手脚”的感觉？

　 田金生（南京军区联勤部政治部主任、联勤某分部原政委，大校）：没有！相反倒可以坦坦然然、从从容容干事业。

　 制定这些制度规定说到底，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些单位在用人用权、经费管理、工程建设或者物资采购上，不通过一定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搞个人说了算，那样做才真的是捆住手脚。

　 我们推出这些看似“捆住”手脚的制度规定，实际上不是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是捆住了违规违纪、以权谋私的手脚。

　 记者：经政委，您虽然任政委的时间不长，但一直在分部工作。因为这些制度都特别强调集体领导，您觉得会不会出现“一条好的措施因表决时没能得到大多数而无法实施”的现象呢？

　 经盛志（南京军区联勤部某分部政委，大校）：几年来，我们没有发现这种现象。有时会遇到一时统一不了思想的情况，一般通过深入思考，反复酝酿，最后都能形成共识。我们也出现过少数人意见保留，党委会记录明确记载的特殊情况。

　 一般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比较正确，这是由多数人实践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决定的，这也是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实践依据。但在有些情况下，多数人的认识有时也会发生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情形，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时候，就不能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处理。在分部班子内部，善于听取少数人的意见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

　 我的体会是，只要以政策制度为依据，以民主集中制为保证，以分部建设发展为前提，就没有沟通不了的问题，没有解决不了的矛盾。

　 记者：徐部长，你们制定的这些规章制度，既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也限制了各级主官的权力。实行这样的改革，你们遭遇过阻力吗？您认为产生这种阻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志平：当然遇到过。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遭遇阻力，更何况这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的改革。例如财务制度改革，实行“双主官会签”、“述签报告”制度，开始阻力就不小。本来，一个人签了就行，但现在不行了。实行改革以后，从承办人到双主官，从双主官到“一班人”，乃至更多的人，若干双眼睛盯着，主官签批的是什么钱、多少钱？是否符合财经法规。往日财权独揽的风光不再，有的同志当然不乐意。

　 究其原因，我想，一方面是习惯思维在作怪，总认为多少年就这样过来了，没必要改。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是世界观改造不彻底。个别同志把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总想为自己、家庭、亲朋好友谋点好处。而工程建设、药品器械采购、财务公开等一系列的改革，限制、监督了他的权力，使他难越雷池一步。在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等没有很好解决之前，不能从心底欢迎、行动适应，这是不足为怪的。

　 记者：田主任，在清正廉洁的实践中，您觉得最难过的是哪一关？能否举个例子。

　 田金生：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人情关，尤其是一些来自老首长、上级机关的领导、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和自己亲戚方面的人情，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确实太难过。

　 比如有一次，一位老首长给我来电话，让我关照一个在仓库工作的士官的选改，当时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位首长。放下电话，我就和那个仓库的领导进行了沟通，经了解，这名士兵表现很不错，但在公示中，群众评议他排在了第二，而这个仓库只有一名选改指标，那就只能让这名士官退伍了。为了这个事，我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但还是坚持了原则，最终也赢得了那位老首长的理解和认同，赢得了官兵的心。同样，工程建设、药品器材采购里都有个人情关的问题，过好了这个关，其他关都好过。

　 记者：在采访中，我听到许多有关你们不为人情所动坚持原则的事例介绍。我想知道，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你们这样做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原则和人情发生矛盾，你因坚持原则而拒绝人情时，遭遇过不被理解吗？这些年来，你这样做，是被理解的时候多，还是不被理解的时候多？

　 田金生：代价是不被人理解。人活着并不是为了钱啊，做一件事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心里好受也有成就感。抓廉政建设想得到别人的理解是很难的，在这个问题上，经常会有误解，比如，有人会说你死板、不合时宜、脑子不开窍、想当官、想捞取政治资本等等。

　 当然被理解的还是多数，坚持原则的事，你做了大家是知道的。如果你做得不符合大环境，但符合上级规定，多数人是理解的。诚然，如果站在个人立场上，个人的利益没能实现他就不理解，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不易被理解。

　 记者：如果说，拒绝一些来自亲朋好友的人情的结果顶多是得罪人的话，那么拒绝一些“有大来头”的人情，你就不怕前途受影响吗？

　 田金生：有时也怕，但怕也没用。如果怕，一开始我们就不这么干了。你想廉政公开透明，就不要怕这怕那怕丢乌纱帽。俗话说得好，廉可以生威，怕这怕那就不敢批评人得罪人，最终会丢掉更多的选票。

　 实践证明，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得罪人的事，也没少得票，得罪的是少数人但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记者：徐部长，您说“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不能朋友太多”。您这样说，就不怕别人说您是个绝情的人吗？

　 徐志平：不怕。因为对于朋友和情义，我有我的理念和准则。

　 第一，作为一个师单位的主官，抓部队建设需要做的事太多太多，如果你一心扑在工作上，你绝对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巩固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大家包括那些已经成为朋友的同志能够理解你。

　 第二，作为掌握一定权力的主官，固然于公于私会“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事实上因为朋友的成分很复杂，往往带来多一个朋友多一分难，朋友有事找到你，有的你根本不能办，能不难吗？我认为，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者，必须慎交友，纯洁朋友圈，交一些志相投、情相通、习相近的朋友，遇事能够理解你、谅解你、支持你，说你绝情的情况就很少了。

　 第三，我把战友、部属都当作好兄弟、好朋友，因此我有很多朋友。

　 第四，是不是绝情的人，要让群众评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为一己私情，而伤广大官兵之情的事绝不能做。

　 记者：经政委，在谈到纠正不正之风这个话题时，人们总是感叹：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您怎么看待这种个人的力量？

　 经盛志：当前，党风、社会风气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腐败现象仍在快速地蔓延和全方位地渗透，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严峻形势。但作为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责任与不正之风作斗争，有责任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表率和推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个人在国家、社会中的力量的确是渺小的，单靠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确实难以纠正不正之风，但只要人人都勇于跟不正之风作斗争，敢于对一切丑恶现象说“不”，就一定能够积少成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去扭转那些不正之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这个角度讲，个人的力量又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个人的力量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而言，更是不可小觑，因为其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对于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引领社会风尚，更有着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链接

　 联勤部的前身即后勤部。从1999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军联勤一体化保障，各大军区成立了联勤部，对军兵种部队实行财务、军需、卫勤、军事交通运输、物资、油料、基建营房等通用和专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