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林德向记者介绍说，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之一，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是让全民享有体面的工作。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设立劳工标准；第二，有生产力的就业；第三，社会保障；第四，社会对话。社会对话，就是说雇主和雇员能够坐下来好好地讨论问题。国际劳工组织通过这四个方面让全球人民享有体面的工作。

    具体到中国，葛林德说，我们主要是从事预防儿童和年轻妇女被拐卖的工作，项目名称很清楚地表明，我们要执行劳工标准，避免18岁以下儿童受到最严重形式的侵害。这是预防拐卖行动的政策框架。在中国，我们的主要合作伙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企协。

    葛林德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打拐”方面的成就。他说，在中国的传统意义上，拐卖的含义是“拐卖为子，拐卖为妻”，但是，“拐卖”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含义，如年轻妇女被强迫卖淫。我们通过和中国政府的讨论，认识到：很多女童和年轻妇女外出是自愿的、盲目的，她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风险很大，以至于被引诱从事强迫劳动或卖淫。虽然外出流动可以提供给她们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由于没有父母的陪伴，又没有充分的信息，加之受教育程度低，女童和年轻妇女往往成为拐卖犯罪的牺牲品。

    葛林德表示，拐卖问题不是我们一个项目就能解决的，我们非常重视合作关系，包括和媒体的合作。因为拐卖问题是社会产生的问题，最后也需要由社会来解决。

    他介绍说，我们项目做试点的地方，由于是重点地区，拐卖现象的严重程度要比平均水平高一些，我们正在不断总结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然后将这些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所有这些方法，都不是国际劳工组织在那里说出来的，而是由中国人自己总结出来的。此外，我们还动员私营企业为失学女童捐资，避免她们辍学。

    葛林德举例说：有一个活动，是在基层培训年轻的女孩子，教她们发短信和电子邮件，与输出地妇联取得联系，以解决一些基本的生活问题。其实，培训的点子都是她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们跟踪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我们还发动在校大学生帮助那些辍学的孩子，在孩子们中间开展同伴教育。

    葛林德最后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安部、全国妇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正在联合起草《中国反对拐卖行动草案》，这说明大家意识到了要齐抓共管，这个进展，能够更有效地处理问题。

    约翰·米勒大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21世纪的人权问题？那是我们人权和人的尊严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相信，奴役、苦役的挑战是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需要面对的。奴隶的类别取决于他们来自于哪个地区。比如说中东，大部分地区成为家庭奴隶的来源地。而非洲存在庄园奴隶、工厂奴隶。我认为，中国范围内最大数量的奴隶———和美国国内一样———应该是性奴隶。在家庭奴隶中，性奴隶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世界上有80％的拐卖犯罪受害者是妇女和女孩。

    米勒大使说，我相信，每年通过国际间的奴隶买卖造成的受害者达到80万之多。这里所说的国际间的买卖，还不包括国家内省与省之间的交易。显然，这些数据更难统计。事实上，世界上贩卖奴隶的数量不是成千上万，而是数百万人。这不仅仅只是在欠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严重，所以国际社会更有义务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北京1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