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近日，备受关注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也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据报道称，草案规定，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将学校分为重点和非重点，不得以任何名义编排设置重点班，不得因个人特征歧视学生。如果政府在教育中的职能不转换，各级政府依然像抓GDP一样抓高考分数和升学率，这个草案即使通过审议，我想，也将面临被架空的危险。

    政府对高考的主导以至垄断，首先形成的是地方保护。如果说“统一高考”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那么，在大的范围内，则是不公平以及低效率的。

    基于中国复杂的社会地理环境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中央政府已把大学以及高考的日常管理下放到了省市一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保证本地人口素质的提高，他们首先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让本地政府管辖范围内的院校多招本地学生，且想方设法让更多的本地考生上大学。以上海地域内的复旦大学为例，2005年，复旦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3400人，外地生源总数1253人，占36．9％，而上海本地生源比例达63．1％。难怪有媒体说，百年复旦，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复旦”。

    在上海市教委的“政绩单”中，我还发现，“上海市升学率首次达到85％”被列在非常显眼的位置。据说，在上海，很低的分数就可以上大学。类似的地方保护，无论在哪个省市都存在。只是，发达省市掌握的名牌、重点大学资源较多，最引人注目而已。地方政府在高考行为中的地方保护，造就了另一种“马太效应”。越发达的省市，考上名牌重点大学的学生越多，反则越少。在北大、清华，来自贫困地区学生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不仅如此，政府主导高考，带来的还有教育质量的“低效率”。从表面上看，似乎现在的高考很利于操作，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这种效率只是表现在“操作”层面上，而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层面上”，则是低效率的。诚如教育专家裴云所言，这种低效率对中等教育造成了不好的导向性，使中等教育长期在应试教育中挣扎，本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中等教育，也渐渐演变成了高考的附庸。这一点，似乎与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的看法不谋而合。

    地方政府在高考中应是什么地位？要弄清楚这一点，首先应该搞清楚大学在高考应该具有什么地位。如果按照国外一些成功的经验来看，在高考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政府，而是大学。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大学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社会地位，也缺乏充分的自主权，本应大学做主的一些事，实际上还在由政府大包大揽。让政府从高考的主导地位中退出来，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是，要让政府能够抽身，必须首先得培育大学独立的学术意识和财政能力。这一点，显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