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GOOGLE一下“多背一公斤”，约有73万项查询结果，大多数出现在不太为人所知的论坛、私人博客以及博客链接中。

    所谓“多背一公斤”，就是希望“驴友”（自助旅游者）们在出行时多背上一点书籍、文具或衣物，带给沿途遇到的贫困学校和孩子，并与孩子们一起交流，分享温情和梦想。

    这个口号最初是一个网名叫安猪的小伙子提出的。一年多来，有据可查的已有200余人加入了这一行动，足迹遍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山西、河南等地的30余所中小学。安替为这个他一再推荐的集体博客注释道：这是互联网社会网络的新应用，是NGO组织的在网络上的新模式。

    但安猪最初的想法并没这么深远。2004年4月，在一位从云南归来的朋友的接风宴上，安猪听到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位支教老师请这位旅行者为另外一个村子的两位同行传去两句话———“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

    安猪被这两句话“触动”了。他解释说：“话外意思其实是：他们很孤独。”当即在饭桌上，他跟大家商量：能否号召旅行者多背一点点东西带给贫困地区的老师和学生，让他们真的感到并不孤独。

    次日，安猪便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将“多背一点点”明确为“多背一公斤”。他在计划书中说：“一公斤意味着什么？四五本书？两三件衣服？一公斤也许只是你行李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重量。可是，这小小的重量对于一个贫困的学生来说，也许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一公斤的书籍或者衣物，价值可能只有几十元，但是，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那么，它的价值就无可估量。”

    与多数公益活动不同，安猪希望大家帮他解决一个问题：“如何使这个项目变得更加有趣？”

    于是，在众多支持者当中，反对声音出现了：这不是有趣的事，而是社会责任。

    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安猪微微笑着，重申他说过千百遍的“生活哲学”：为什么不能做一件既有益又有趣的事呢？这是矛盾的吗？为什么不能把这种行动变成双方的快乐呢？

    从没做大范围的宣传，仅靠口口相传，“多背一公斤”就得到了“驴友”们的认同。2004年8月，“多背一公斤”项目网站正式开通，随后在成都举办了第一次活动，接着，在上海、广州成立了分站。很快，“多背一公斤”成为自助旅行者人人皆知的名词。最有趣的是，曾有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一公斤”志愿者在同一个村子碰上了，他们并不相识，“仅仅是听说了这个口号，便去做了”。

    一个简单的口号，竟有风行为一种“行动哲学”的可能，这是安猪事先没有想到的。“其实这个社会很多人都有行善的愿望，”安猪笃信这一点，“只不过没有找到一种不那么累的行善渠道。”一年多的“行动”让他从中悟到：不用怀疑自己的善意是否被截留，自己的捐赠是否被贪污，或者担心是否会陷入一次骗局。

    当然，安猪也不讳言“一公斤”遇到的问题。有人质疑：为什么不在城里直接邮寄过去？那样成本更低。这样你一公斤，我一公斤，10个人才10公斤，要背到何时？

    带着这些问题，安猪进行了调查。2004年下旬，他随同“贵州西部阳光”等志愿组织考察。其间，当地一位老教师的话让他没齿难忘：“物质的匮乏还是可以克服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观念和信息的落后。”

    之后，安猪对“多背一公斤”行动指南做了部分修改。他建议，旅行者最好自备信纸、写有回信地址和贴上邮票的信封，见面时交给孩子，让彼此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下载并打印若干梦想卡片，鼓励孩子们写下自己的梦想；把旅途见闻、照片、梦想卡片等发到网站，以便捐助者之间交流经验……

    “如果说最初的‘一公斤’只是提倡扶贫，那么现在的‘一公斤’更注重的是平等的精神上的交流。”安猪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真是觉得这样做比给他们钱有更大的快乐。”自称“哈哈姐”的北京网友范晶薇摆弄着自己这一年间收到的十几封信说。年过半百的“哈哈姐”是“一公斤”最年长的参与者。去年春节，她到云南元阳县旅游，顺便带了十几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分发给她所住村落的孩子们，没想到，真的有回信了。

    小艳在最初的信中，只是抱怨“家里穷”“没有钱上学”之类的事，但很快，“哈哈姐”发现了她的变化。在去年7月2日的一封信里，她写道：“阿姨！您不是说：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滴滴水汇集成江河，能产生汹涌澎湃的力量！所以，我把您写给我的信，带给我的书都给我们班看了。我有个姐，她说她也想参加‘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活动……”

    小艳所说的志愿活动是帮助“多背一公斤”到附近的学校去调查：“在我去调查的过程中，让我受到惊讶！老师问，这都要钱吧！我一听，就跟他细细的（地）讲述了一下，（他）才愿意告诉我所没有的学习（课程）……”

    由于交通不便，4个月后，范晶薇才收到第三封回信：“阿姨，我真的很高兴老天让我与您相识。认识您，让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自从我看了您寄给我的那些书后，使我真正感悟到了人生，使我大胆地想我以前不敢想的那些事……以前，我一直也没有与您提起过我的未来，就是由于我怕不可能会实现的，但我现在不管会不会实现，我只想与您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白衣天使’……当村里的人生病到处找医生，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就决定要当一名医生！……我要为这个理想而奋斗……”

    指着几乎每封信都有的“欢迎您再到我家来玩儿”，大大咧咧的范晶薇快人快语：“这种精神上的快乐是通过钱和物质得不到的。我们彼此是平等的，他们拿我当家人、当朋友。而且，这种快乐是双方的。”

    翻着为下一次出行准备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与儿童的对话》，范晶薇似乎已提前进入到那种快乐里去了：“他们最喜欢书！我要给他们念这一段：为什么有贫穷与富有……”

    “哈哈姐”的经历给了安猪莫大的信心。他习惯这样的比喻：“这就像我们给生病的朋友带去一袋苹果，我们其实只想表达我们的重视和关心，并不关心朋友是否把苹果吃了，或者给别人吃了。”

    “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治病的医生呢？”他反问道，“我们只是个探望的朋友而已，不要把自己想得那样过于伟大，我们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在他看来，过于完美的理想，迟早会变成追求者的负担。

    让安猪高兴的是，“平等交流”的原则显然正在“多背一公斤”志愿者中间形成共识。关于诚信，关于是否有副作用，关于是否真能满足对方的需要，以及可持续性的讨论，一直不断地在“多背一公斤”网站上讨论着。

    “我们是没有边界的。通过讨论，大家可以分享别人的想法，也能更明确自己的想法。我们从不‘要求’大家怎么做，只是‘建议’，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安猪申明道。

    同样，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并不高。10年前从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供职于广东电信部门，由于喜爱北京，2001年辞职当起“京漂儿”。因为率性并“不想干的不高兴”，先后换过几家公司。每逢辞职，他就会背起背包，全国各地到处转，因为“喜欢享受另一种生活和文化的可能性”。

    但眼下似乎没法过得那么潇洒了。结束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晚上大部分时间，安猪都在租住的房子里，泡在网上。他的工作，就是“为大家提供交流和信息平台”：更新网站、管理论坛、通过MSN或QQ与大家交流……仅他的MSN联系人，就有300人之多。或许正因为此，网友们几乎淡忘了他的真名：余志海，而都坦然地称他：安猪。

    “我们不标榜崇高，只看重是否做了能做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轻松而快乐地帮助他人的模式，仅此而已。”安猪最不愿意别人把他和崇高扯在一起。

    当别人质疑他的动机时，这个32岁的小伙子，摸摸自己的小平头，戏谑道：“这事儿有那么严肃和复杂吗？如果大家都能举手之劳献点爱心，为什么不呢？”但转而他又不好意思地说：“不过我做得并不好，我可没收到‘哈哈姐’那么多回信。”

    尽管，也有人指出：“多背一公斤”可能影响的人和地区会十分有限，毕竟，大多数旅行者没有机会到地处偏远的小山村里去。

    但一位浏览过“多背一公斤”网站（www．1kg．cn）的报社编辑仍很敬佩地说：“安猪提出的是一个普通人可能的伦理主张，而非圣人的伦理主张。它提醒我们，‘崇高’一旦脱离大众的承受能力，时刻会有落空的危险。事实上，如果能有更多的人践行他们这一简单的主张，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