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被问及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时说,印度在1949年就建立了这一制度,“但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在高强看来,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是行不通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他还表示,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是医疗保障体制上的主要问题,这个机制不转变,民众看病贵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新京报》3月5日) 药品价格的高低与医疗水平的高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高部长此番在委婉回应了一些政协委员提案中的不满情绪后,又应对了一段时间以来媒体舆论与社会各界对全民免费医疗的议论。细思之下,全民免费医疗目前在中国“行不通”,确为实言。因为,高强在走马上任卫生部部长之前,曾在财政系统工作过几十年,必定深谙个中之道:医疗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领域与环节,其实都涉及到医疗福利责任的分属、牵涉到医疗资源的配置等问题,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涉及的都是钱的问题。众所周知,“财力有限”从来都是一些问题难以迎刃而解的理由,在免费医疗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已到了重新确定方向的时候,这就需要真正的“改革”而非缝缝补补式的“改良”。就“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必须转变”而言,高部长此前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谈及,但卫生部与高部长本人何尝不明白,这只是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却决非最根本的问题,更非问题的全部。
现实也正是由于“最根本的问题”未获解决,以致究竟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真正对转变“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有效,至今依然悬疑。
那么,什么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呢?若往纵深处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维度其实已然指向政府的财政责任担当问题。政府的行政意愿才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或核心所在。说穿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今日之中国所以“行不通”,根源在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否承担。计划经济时代,民众的医疗福利和服务体制均由政府财政支撑起来,而彼时的中国国力并不强。如今,中国业已在总量上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至少已自认比印度富裕吧?如此想来,真正困扰医改的难题也许并不在财政能力,而更在于政府的行政意愿———是否承担这种财政责任。当然,政府究竟想不想“花这个钱”,已经不再是卫生部门一己之事或说不再是其所能独立左右得了的。
笔者始终以为,如同义务教育最终要实现全免费一样,全民免费医疗也理应成为方向、成为趋势。毕竟,如高部长曾坦承的,“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属于世界最低一档,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