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计划最终仍以“草案”的形式印发。

    在国际紧张形势和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四五”计划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导致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严重失控现象：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对极“左”思潮进行了批判。

    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经过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四五”计划得到了基本完成。

    “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

    【决策回眸】

    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正式写进新党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妻子叶群，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直接插手国务院部委工作，大肆发布战争迫在眉睫的指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计划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他们盲目扩大军事工业生产，乱上“重点”项目，使得因“文化大革命”本已不正常的国民经济体系雪上加霜。军事工业的盲目上马和扩大，又严重占用挤压民用工业的资金、设备和人力，使其生产下降。

    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上享有盛誉，产品一直供不应求。为了增加陶瓷出口，国家用了2700万元，在景德镇建成了一个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陶瓷厂，设计规模为年产2000万件。

    1969年，吴法宪等人看中了这个厂的厂房，不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借口大搞直升机，占用了这个刚刚投产的陶瓷厂。他们把设备分掉，还把花了500万元建起来的隧道窑和锦窑全部炸掉。致使以后我国在国际市场瓷器贸易总额中只相当日本的五分之一。

    1970年宣布建成的这个景德镇的直升机厂，到1971年仍然没有生产出一架飞机。吴法宪等就采取欺骗手段，把老厂生产的零部件拉到这里总装、试飞。将这个厂包装成当年设计、当年基建、当年投产的典型。

    他们还肆意破坏计划管理制度。吴法宪派到成都雷达厂的心腹公开提出了“六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计划。他们说：要什么计划？林副主席的指示就是计划。我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能干多少，就算多少。计划就是计划，把它丢在一边。另外还包括不要设计、不要配套、不要检验，甚至提出不要质量、不要生产管理：讲这个质量、那个质量，威力大了就是质量，给部队使用了就是质量。过去几年出不了一个产品，有人说乱，我看这个乱很好，还乱得不够，这才是正常秩序。

    1971年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针对前一个时期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和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以批判林彪极“左”思潮的形式，进行了经济调整。1972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在周恩来指示下制定出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严厉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瞎指挥”、“三个突破”等现象后指出：“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渐暴露出来了。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历数了两年来经济领域国民经济发展不讲比例、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等等乱象，感慨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

    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四五纲要（草案）”的部分高指标被降低：工业总产值由4000亿元下降到3300亿元，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从12．8％下调到7．7％……

    李朱整理

    【数字】

    第一

    1970年4月，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实现江南9省煤炭基本自给，力争在1975年煤炭产量超过美国、苏联，跃居世界第一。

    101．7％

    1975年是“四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主要由于整顿的作用，才使“四五”计划的多项指标基本完成，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

    10．7年

    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一五”时期是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则延长到8．8年和10．7年。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泽东（1970年10月20日）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林彪（1969年9月27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1974年10月）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三五”、“四五”计划的编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一是制定计划必须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充分的科学论证、调查研究；二是制定计划必须尽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生产力水平，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愿望和热情出发。两个计划编制中，始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用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这本身就是严重违背客观规律。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抓革命”的“热情”不但不是“促生产”的动力，反而是经济发展的破坏力。

    尽管存在着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重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计划毕竟得到了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而且，“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

    （点评专家：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陈东林）

    李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