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在香港，腐败已被市民接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打击腐败，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0多年过去，2003年，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清廉指数，香港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1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去年国际反贪日（12月9日）前夕，记者采访了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

    “到处乌烟瘴气”

    “俗话讲三生有幸，我是一生有三幸。一、我经历过政府公务员极其贪污时期。二、我在廉政公署（以下简称廉署）参与了反贪污。三、我见证了香港由贪污之城变为廉洁之都的全过程。”郭文纬说。

    作为普通市民的郭文纬，他曾深切感受过香港的时代之痛，他亲身经历的公务员腐败，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腐败现状。

    郭文纬家里申请安装电话，等了几个月，安装工人来了，他们告诉十几岁的郭文纬，“通了啊”，还让郭文纬听接通的声音，待郭文纬证实后，他们告辞了。

    令郭文纬不解的是，他们告辞之后，电话就“失声”了。郭文纬立即告诉他们，电话又不通了。电话部门告知：“叫你父亲来一趟。”

    后来，父亲将真相告诉儿子，“他们这是在要茶钱”。

    郭文纬母亲生他弟弟，他去医院探望母亲。母亲要喝水，郭文纬请护士倒杯水，护士口头应允，却迟迟不给。待母亲提醒他给小费后，水才送来。母亲干裂脱皮的嘴唇画面，郭文纬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郭文纬常见街上跑着贴着特殊标识的黑社会汽车，该标识是车主贿赂九龙交通部的标志，他们如果违法，警察见了标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郭文纬在海关缉私处工作时，一次，他上山巡查逃米酒税的商贩，无意中发现一个鸦片烟档。于是，他与鸦片摊贩正面交锋，之后汇报上司，没想到却挨了上司一顿训斥，骂他“坏了人家的事”。这件事促使郭文纬下决心辞职。

    置身“处处陷阱，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中，郭文纬以“到处乌烟瘴气”形容当年香港的腐败。

    2005年11月30日，浙江省40多名检察长及反贪局局长赴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接受反贪课程培训。主讲人郭文纬在学院教室里点击鼠标，屏幕上出现的是30多年前香港市民高举横幅上街游行的画面。横幅上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紧接着，画面出现一张支票，巨额数字昭示了英籍总警司葛柏的贪污罪行。当年的葛柏贪污案，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腐败浪潮，掀至顶峰。

    当时的香港人口剧增，经济发展迅猛，社会资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市民为了及时得到政府的服务，只好走后门，于是“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替代贿赂的名堂应“需”而生。久而久之，香港市民把索贿受贿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救护车送病人前往医院，必定要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要犒赏医院护工，才能得到开水和便盆。消防队员灭火前要收“开喉费”。跑马赢了要给小费。申请住房、开店、入学及各种公共服务，必携红包过五关斩六将，否则永远在等待中。司法尤烈，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庇“黄赌毒”，盗版猖獗，社会治安走向崩溃。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430多万港元解释不清的财产，紧接着，葛柏逃至英国。葛柏潜逃使香港蓄积已久的民怨爆发。学生在维园举行集会，批评政府处理贪污失误，集会获得数千名群众的响应。他们手持“反贪污捉葛柏”的横幅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乱世出重典，缉拿葛柏，整顿吏治。

    副按察司百里渠授命组织调查委员会。百里渠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成立反贪机构，其须脱离警方独立，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置于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港督麦理浩接受百里渠建议。1974年2月,廉政公署诞生。廉署成立之初制定了三管齐下的反腐战略——法律打击腐败、预防控制腐败、教育绝缘腐败。政府向市民承诺，廉政公署要开创一个廉政时代。面对无孔不入的腐败，相当一部分市民对此重诺下了断言，肃贪倡廉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深受腐败之苦的郭文纬此时也在静观政府的所作所为。他打定主意，“政府若是真心反贪，就入廉署投身反贪。”当时28岁的郭文纬的理想是：“为香港变干净做点儿实事。”

    1975年初，葛柏被引渡回港，入狱4年。这一行动打破了香港社会评价廉署“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的说法。从那时起，市民降至低点的对政府及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开始回升。就在这一年，郭文纬加入廉署。

    长达9年的海关缉私经历，锻造了郭文纬成熟的反贪思想和娴熟的反贪技能。郭文纬说：“反贪要有使命感，而非当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贪一块钱也不行”

    香港廉政公署共设三个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会关系处。“如果以双手比喻三个处”，郭文纬形容说，“执行处是打击贪污的拳头，其他两个处是捂住贪污的手掌。”

    廉署有1300多人。其中执行处1000多人，其余各为100多人。廉署属独立机构，只对行政长官负责。廉署专员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查询资料权等特殊权利。30多年来，廉署之所以能屡屡扳倒位高权重的“老虎”，财大气粗的“硕鼠”，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初进廉署，郭文纬从调查员做起。廉署的执法守则是：不偏不倚、依法办事、锲而不舍。他们的口号之一是：“贪一块钱也不行”。这个口号还曾引起争议，有人认为，若“一块钱也要调查的话，廉署岂不忙死了”。

    对此，郭文纬的解释是，“大贪小贪都是贪，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继而纵容贪得无厌，那时，调查的成本会增加几十倍，上百倍。”所以说，这个口号主要起的是敲山震虎的作用。口号之二是：零度容忍。意思是对贪污不能有丝毫的姑息。零度容忍的对象既是廉署也包含香港民众。

    郭文纬在廉署就职27年，办大案件当属调查海外信托银行。

    1985年6月6日，海外信托银行高层突然以严重亏损为由宣布倒闭。随后，该行主席前往美国。作为香港第三大华资银行，海外信托银行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举措，令廉署立即介入。

    1986年3月，郭文纬临危受命，组成史无前例的警廉组合的专案小组，小组共30人,人称“双剑合璧”。

    郭文纬亮出的举证海外信托银行的第一剑是，“在多如牛毛的证据中，筛选出核心证据并让证人核证”。

    16个月，郭文纬会见证人613人，圈定196位核心证人。最终以22270份证据，检控海外信托银行五犯，因贪污、诈骗30亿港元而犯有贪污及诈骗罪。

    之后，美国司法部收到郭文纬送达的引渡罪犯文件。该文件被美国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庞大最完备的文件。”郭文纬因此案表现出的“领导才华及专业精神”，荣获“廉政翘楚”嘉许奖。

    27年间，郭文纬调查的案件难以数清，他参与了律政署“天王”归案；联交所“硕鼠”落网……郭文纬所在的执行处年复一年地打击着一个个前仆后继的“老虎”和“硕鼠”。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郭文纬认识到，“并非抓的人越多越好，防腐重于反腐，否则反不胜反，家庭悲剧会不断上演”。

    那是在一次抓捕行动中，郭文纬亲眼目睹了父女生死分离的悲剧。

    那天郭文纬潜伏在逃犯居所附近，等到第四天，逃犯出现了。郭文纬招手向一老一少走去，老人手牵着一个七八岁女孩向他走来。这时，郭文纬突然夹在他们中间，将逃犯迅速带走。他眼看着小女孩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郭文纬承认，“抓过许多犯人，第一次感到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

    后从审讯中得知，那天正是圣诞前夕，逃犯是去见过生日的女儿。后来在圣诞节这一天，郭文纬给女孩寄去了圣诞卡和红包，说是圣诞老人送给她的礼物。如今说起这事，郭文纬仍然眼圈发红，眼中满是泪水。他掰着手指头计算，“这个女孩子现在该有20多岁了吧”。

    27年的反贪生涯，让郭文纬悟到，“许多贪污犯走进了一个误区，原以为搞钱是为了自己、家人过上好日子，实际上却是在毁己败家”。

    多少次，郭文纬与被抓逃犯同乘飞机回港，逃犯想见家人而不得。郭文纬见过许多恩爱夫妻、和睦家庭、豪门显贵，因为自己的出现而瞬时崩塌。每到此时，郭文纬都感叹道，“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据一些贪污犯交待，未逮捕前，他们明知廉署是头上悬挂的达摩克利斯剑，明知郭文纬邀请“喝咖啡”必是有去无回，仍然心存侥幸。

    但是，执行处的终极目标却是——让人不敢贪。

    两个手掌捂住贪污

    廉署执行处在前方挥拳反贪，后方的两个处则是用两个手掌捂住贪污。

    防治贪污处把宣传口号写在公共场所的广告上——“给小费、收小费都是犯法”、“贪污问题不会自动解决，有赖市民挺身举报，才能令香港廉洁公平”、“防腐胜于反腐”等等。

    防治贪污处的防腐措施首推“申报利益冲突”——当公司职员个人利益与其所服务机构利益发生冲撞时，人性弱点容易导致职员在做工作时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利益之上，随后发生利益冲突，结果使公司财政、声誉受损。

    如职员参与招投标工作，亲属正好是竞投者，他就很可能利用职权以权谋私。因此，廉署的政策是，涉及利益冲突必须申报。此举正是为了防止贪官合法的暗箱操作和家族腐败。

    廉署公务员人手一册《公务员防贪要诀》，人手一盘《防止贿赂条例——政府人员诚信培训短片》。在这个片子中，公务员一旦犯错，包公便举锤敲头质询——清正廉洁了吗？不畏权贵了吗？不徇私情了吗？并且还要教导公务员，要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钱债逼人。

    从事批地、建筑业的公务员人手一本《防贪锦囊——建造业品质控制测试》。片儿警定期换岗，以防片儿警与居民熟悉后，冲破警戒底线。廉署的惯例就是，给第一年就职的公务员上“糖衣陷阱”防贪课。提醒他们警惕行贿者设立的隐性圈套，如提供免费或优惠款待等。

    这就是防治贪污处的终极目标——让人不能贪。

    而香港廉政公署社会关系处的职责则是：教育公众认识贪污的危害，争取公众支持肃贪倡廉，利用一切宣传媒介反贪。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廉政进社区、廉政进课堂、廉政作广告。

    比如廉署人员进社区办防贪讲座、争取让香港市民人人成为廉政之友。每所小学校每周一堂课播放德育教育卡通片“想一想”。故事一般是无结局的，为的是引发学生作道德思考并且撰写道德文章。

    大中学生接受的廉政课程是“反贪个案齐探讨”。廉署每周提供一个案件供课堂讨论。此举，是要给将来成为公务员的青少年打防腐疫苗。“平生不做贪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贪污毁商机”，香港市民非常熟悉这样的肃贪警示广告。

    这就是社会关系处的终极目标——让人不想贪。

    你不要受流言干扰

    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郭文纬因政绩彪炳而荣获“廉政先锋”而被提升为执行处处长。改写了该职一直由洋人担任的历史。而此时正是政治敏感时期，领导着1000多人的郭文纬承受着各种舆论压力——“回归后，廉署就会是纸老虎”、“香港会由清变浊，回到从前”。

    国际舆论也跟风造势。董建华鼓励郭文纬说：“Tony（郭文纬英文名），你不要受流言干扰，尽力做，我百分百支持你！”

    关键时期，郭文纬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董建华是一个好老板。”

    为鼓舞士气反击流言，廉署高层此时提出，“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郭文纬将“胜”的警句写在手机上——“保持金牌”、“许胜不许败”、“创业难，守业更难”、“一视同仁，绝不手软”、“反贪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回归前后，郭文纬的确承受过“来头不小的干扰”，但郭文纬铁板一块，均以“不”字回绝。他说：“根本不用理他们，因为他们管不着我们。”

    郭文纬接连打了几次漂亮仗，特别是缉拿了内地在港的“老虎”，终于止住了那些流言，此时廉署在市民中的公信力不但没萎缩，反而愈发坚挺。

    但是，只对行政长官负责，拥有特权的廉署，是否真的绝对说“不”了呢？郭文纬承认，其实“也有搬不动的时候”。

    对一些腐败高官，教育基本无效。送他们学习，他们嘴里说改正，左手忙收钱，右手消灭证据，背后还有很硬的后台，因此被抓的几率很小。遇到这种情况，廉署的战术就是，让国家“硕鼠”远离政府部门，以使损失减到最小程度。“既然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请他们走好了”。

    2003年，透明国际公布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位列14，居亚洲第二，（新加坡第一）。郭文纬总结这一良好国际形象的原因是：

    有一支非常专业的队伍。要想成为廉署职员，仅实习期就需两年半。培训、实践、考核全部通过才能过关。因为这关系到反贪的质量。

    再有就是廉署官员亲朋财政全公开。廉署政治地位和治理的特权。三管齐下的模式。廉署24小时的投诉机制（有一支快速反应队随时待命）以及反贪七要素，即：政治决心、足够资源、完善法律、公众支持、高薪养廉、专业人才、使命感。

    廉署成立30多年来，与当年腐败被市民接受为生活的一部分相反，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市民对腐败已经是全民共诛之。在初期举报人中，匿名占了60％~70％。如今，具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香港媒体有诗评价廉署说，“如明矾，澄清了香港一池混水”。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诠释法制社会“就是大家做事守规矩”。也许用一个细节，可以反映香港人遵守法制社会的规矩。比如港口，只要书写了“严禁垂钓，否则被检控”的字迹，就如剑一样，能够斩断这里的所有钓竿。

    1997年，香港回归纪念日授勋名单中，郭文纬获得银紫荆星章及廉政公署卓越奖章。

    2002年，郭文纬退休。他将离任日期定在55岁生日那天。董建华诚恳挽留郭文纬延长服务时间，但郭文纬说他另有打算。

    手执教鞭传授反贪秘笈

    实际上，郭文纬在退休前就筹划了他的事业第二春，即在世界范围内手执教鞭，传授反贪秘笈。但是在他退休之日，却有多家私人机构要聘用他，如马会开出300万元厚薪请他做保安阿头，郭文纬一一谢绝。他认为周游列国，传授反贪经比做保安阿头更有意义。他言辞恳切地对董建华表示“希望去内地做义工，将自己的反贪经验与内地分享，否则烂在肚子里，浪费了。”董建华首肯并表示帮他联系。

    于是，郭文纬把报效祖国第一站设在中国国家检察官学院客座教授的讲台上。

    郭文纬名片后面有10个国内外头衔——“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客座教授兼反贪课程名誉课程主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联合国亚洲防止犯罪研究所客席专家”……其中，郭文纬把在香港大学开设的国际反贪课，视为散发余热的基地。

    香港大学设反贪课程，属世界首创。2003年至今，3期国际反贪培训班，培训了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荷兰、加拿大、东帝汶等16个国家的40多名学员（政府官员）。课程设置为：贪污成因及调查、盘问技巧、三管齐下、反贪策略、反贪法例、反贪制度比较、国际合作等。

    退休3年来，郭文纬的热量散发最多的地方是菲律宾。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当东南亚其他国家都在为经济发展排行榜上攀升时，菲律宾却在腐败排行榜上居高不下”。菲律宾总统阿罗约诚聘郭文纬为反贪顾问，授招肃贪，希望他将香港大乱大治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菲律宾。但很多人认为，这又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报告，菲律宾贪污流失资金高达18亿美元，占政府年度预算的13％。总统反贪委员会专员巴尔塔萨说：“菲律宾人视贪污为生活一部分。阿罗约发誓要打赢反贪战争。”而郭文纬则对阿罗约信誓旦旦，“奉陪到底，直至根除”。

    郭文纬给马尼拉商界领袖打气说：“只要有政治决心，通过合作，消除社会毒瘤，香港能做到，菲律宾也能做到。”

    2004年12月，郭文纬为菲律宾反腐制定了两年方案。409项规划中主要涉及海关、税务、公共建设、政府采购等159个部门。迄今为止，郭文纬已经十赴菲律宾。

    研究东南亚贪污的学者博隆加塔评说郭文纬说，“意志坚强的香港军师，最低限度也能为菲政府提供精神上的鼓励，让政府有信心打赢反贪战争。”

    在菲律宾之外，毛里求斯、新几内亚、东帝汶、尼日利亚、日本东京等，都留下了郭文纬退休后的余热。比较各国贪污犯，郭文纬说，“人种不同，贪心一样，国情有别，手段雷同——吃回扣、虚假交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都是小人爱财，取之无道。贪、食、色，人之本性，若没有制度管治严惩，人太容易堕落了。国家贫弱与吏治败坏互为因果。”郭文纬正在针对不同国情，为反贪开处方下猛药。

    曾经亲赴9国，举办42次培训反贪官员的郭文纬实话实说，“其实，身为中国人，我最希望到中国内地发挥余热。”

    改革开放之初，郭文纬曾较多地接触深圳、广东的监察机构，在与深圳合作办案之余，他还为处在成长期的当地反贪人员讲课。之后，他又把讲台拓展到四川、安徽、浙江。对于内地的反贪工作，郭文纬认为还在“进步中”。他说，内地腐败现状，仅从街上便可窥见一斑——卖发票的，卖盗版光盘的，倒卖车票的，高价收药的……

    2004年，郭文纬与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廉政教育”网络，并将廉政课程引入内地与香港6所大学课堂。此举是郭文纬为明天的国家主人注射的“防腐疫苗”。

    2005年1月10日至18日，国家发改委稽查办组织全国130多个稽查官员，在京接受主讲人郭文纬传授如何严堵在铁路、高速公路、大桥、机场、核电厂、水电站等重大工程项目上的贪污空间。

     2005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浙江省40多名检察官及反贪干部，聆听郭文纬传授如何“道高一丈”地较量政府采购、政府招投标中的“魔高一尺”。

    针对内地反贪体制，郭文纬首先声明他的观点纯属个人之见，仅供参考。他认为：“多头反贪不利反贪，不利在于监控无力、力量分散。如检察院、公安局、监察部、中纪委都参与贪污腐败案调查，撞车弊端显现的结果是效率低成本大。我的设想是将4个反贪部门并成一个，其机构归国务院或人大，只对中央负责。独立的权威的脱离地方干系的反贪，达到预期效果的几率高。反之，事实证明无数案件，特别是老板（一把手）贪污案，几乎没有被同级纪检部门扳倒的。”

    针对反贪工作，郭文纬提供了同样是仅供参考的一日三省吾身的扪心自问。他说这是他及下属的每日功课——每天用多少时间关注反贪？投入多少资源做反贪？是否以身作则？家丑不外扬是对的吗？如何制定有效的反贪策略？

    针对反贪人员面临的压力，郭文纬还传授了几个减压妙招。妙招之一是，手机上备有警句及家人照片。如“不要怨天尤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欲速则不达”、“重新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坎”、“保持微笑”“享受过程”等，他告诫身处火线的学员，用开心法减压，以防“贪官没倒，你先倒了”。

    郭文纬的开心之事就是，看家人照片。他的职业座右铭是，邪不压正。其修身座右铭是，自强不息。郭文纬在任时，办公室悬挂着《孔子家语》字画——“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窘而改节”。该字画诠释了郭文纬的气节追求。

    行走反贪江湖27年的郭文纬看透悟透贪之害，所以，职业生涯也深深影响了他对金钱的认识，就是基本够用就成。基于这个认识，郭文纬将国内外的讲课费捐给了“香港法律教育基金”，他奉献的基金将专用于内地反贪部门来港学习。

    在郭文纬的个人网站上，主页上的他双臂伸张，面带微笑，上书：笑傲江湖。郭文纬的偶像是金庸。他敬慕金大侠笔下除魔卫道的众侠士。上岗，就要在岗位上实践英雄梦。

    在一次回国的班机上，郭文纬从头至尾观看了影片《天下无贼》，这让他联想到现实。他说：“天下无贼，这恐怕是天下反贪人员的理想。”

    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在培训了两期内地反腐官员之后，郭文纬的感受是：体制、经济、地域、素质不同，完全拿来不现实，应该选择性地移植并进行本地化改造。

    首先，作为廉政楷模的新加坡、香港改写了国际理论界认同的文化决定论——东方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及人情往来是孳生腐败的天然土壤。

    新加坡、中国香港能出污泥而不染，同属东方人的中国内地也就有遍地植荷的希望。高度城市化现代化高素质的香港由乱到治尚需十几年，社会发展有别，经济水准不一，社情复杂多变的偌大内地则需要更长时间的治理和韧性的战斗，同时需要政府逐渐从管理到服务的自觉转型，尤其要从经济的指挥者回归到监控者。

    2005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也着重强调了这种回归——“政府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完善宏观调控、减少规范行政审批。”

    另外就是民众从接受腐败到零度容忍的自觉过渡。目前，仍有相当人数持有反贪是反贪局的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事不关己的态度使反贪路程艰难，达不到千夫所指，腐败者无处遁形的良性互动。甚至一些百姓对腐败容忍的底线已经退到“只要他勤政，贪点儿也没关系，就怕既懒且贪的官儿。”

    有专家称，我国社会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改革尚不到位，腐败高发期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贪污手段会更加隐蔽，人际网络会更加庞杂，反贪成本也会更高。在这方面，香港廉署不啻为内地借鉴的经典范本。借鉴并不是照搬其组织架构，而是运用其体系精髓——掌握足够的权威、制定正确的战略、建立强有力的专业机构。

    尤其是香港廉署具有足够的权力权威这一点，应该是反腐的首要条件和严格执法的鼎力保障，这是香港廉署成功法门，也是内地反腐的瓶颈。

    30多年来，香港因廉署的震慑力和拥有不容含沙的眼睛，才拥有了繁荣稳定和清廉的国际声誉，那么内地百姓需要多少年，才能不再接受腐败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呢？

    对此，郭文纬没给答案，只是以“希望”作答——给我讲课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