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那时候，我还在北京怀柔教书。当得知可以参加高考时，我就积极准备报考，由于时间紧张，又在乡下，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请妈妈帮我找一位她认识的大学教师，请教一下该怎样复习。很快，我接到妈妈的回信，妈妈在信中告诉我说，爸爸不同意找熟人了解情况，说那是走后门。”结果，陈伟华只得自己想办法，从朋友那里借来复习资料和课本，最后如愿地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在我以前的想像中，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上大学，大概都是保送的。听了陈伟华的回忆后，我才知道其实并非如此。《家风》一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作为新华社的记者，作者肖伟俐以他便利的条件，采访了董必武、陈云、李先念、彭真、万里、李德生、乌兰夫、廖承志八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他们谈父母、谈爱情、谈工作。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和对历史史料的掌握，首次拉开了这些红色家庭的神秘帷幕。书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和故事，读来令人感动。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在接受采访时不无自豪地说：“我虽然出身干部家庭，但是我做了10年的农民，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我这样的经历。”

    1962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为响应中央的号召，毅然决定把儿子送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万伯翱临行前，万里对他说：“我来自农村，现在你又回到农村，从此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是件高兴的事！”

    后来，万伯翱去了农村，并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把自己从一个城市青年，变成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此，种地、积肥、修剪果树、除草等农活，他什么都会，一干就是10年。当我在会上见到已从国家体育总局退休的万伯翱时，他的言行举止，的确让我看到10年农村生活留在他身上的那种“农民”品格———纯朴和憨厚。“我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这是父亲交代过的，不要说你是什么人的孩子，什么干部，什么职务，从来也不让提，我们也挺习惯的。”在书中，陈云的儿子陈方又是这样回忆父亲的。他说，陈云对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将来你们就是靠自己，谁也靠不上”。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深深地感到，这些伟人“家风”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始终把自己的家庭当作普通人的家庭。于是，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能够这样做？他们到底崇尚什么？追求什么？羡慕什么？鄙弃什么？

    从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的看法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说，因为父辈们崇尚的是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大多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对个人的成长有深刻的体验。因此，在培养子女的问题上，很强调个人人格的独立性。一个父亲给孩子留下太多的钱，将不利于子女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最终只会害了他的孩子。古语说：“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看来，这正是这些领导人所崇尚的价值观。

    在学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当下，阅读《家风》这本书，我自然想到了现在的社会风气。有人说，现在经济虽然发展了，但社会风气却不如以前了。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还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但另一个原因是与社会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不无关系。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现在的有些领导干部，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其实，许多贪官并不缺钱，这些赃钱留给后代，恰恰不利于子女独立人格的形成，最终害了下一代。

    应该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既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崇高精神的集中体现。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这些新时期最基础、最重要的思想道德规范，在《家风》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读读这本书，我们更能理解“八荣八耻”的具体含义。

    记得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道德的形成不能只依靠灌输，而是需要“培育”的，因为良好的道德和习惯，是在个人实际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我想，“培育”正确的荣辱观，读读这本再现领导人真实家庭生活的书，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家风》肖伟俐著 新华出版社 20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