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自来就有“知味”的传统，但“知味”并不容易，“说味”就更难了。逯先生在深爱的祖国饮食文化的园圃里拓垦。逯先生曾经写道：“韩奕《易牙遗意》、高濂《遵生八笺》、曹寅《居常饮馔录》、朱彝尊《食宪鸿秘》、李渔《闲情偶寄》都是明清著名文人食谱。这些饮馔之书的写作，已越以往食谱维生与养生范畴。和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相结合，形成一种生活艺术。”

    他不仅熟稔历代典籍中的食经、食单、食谱，还善于从诗词文翰、笔记小说里淘材料，把严谨的学术论述化为典雅细腻的文学笔触。“将中国饮食文化的讨论，从掌故资料提升到文化的层次，将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的琐碎细事，与实际生活和社会文化变迁衔接起来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襟怀。逯先生更致力于考察书斋以外的寻常饮食生活。自上世纪80年代始，逯先生多次大江南北巡游，既非为了探幽揽胜，亦无关学术交流，不过是为“馋走天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馋人，常常两肩担一口，东西南北走。无他，觅食而已。”吃过之后，逯先生每每见诸笔端，把实实在在的见闻与感受记录下来，留下一篇篇文情并茂、充盈着沧桑感的美文。

    逯夫子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美食家，他的吃要讲究“饮食境界”，这境界“和饮食的精粗无关，也不是灯火辉煌、杯盘交错的宾主尽欢”，而是“由环境、气氛和心境形成的饮食趣味和品位”。他说自己只是一个“饮食文化工作者”，味不分南北，食不论东西，即使粗蔬粝食，照样吞咽。不仅要肚大能容，还得是个有良心的肚子，从到处寻访的民间俚食中，体悟出百姓的生活情趣。

    他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前年力推的唐鲁孙的集子写序，说唐氏在嘈杂的世事嬗变中，退隐于吃，随世屈伸，虽自比馋人，却是个乐天知命而又自足的人。他也曾说自己是个乐观的保守主义者。我总觉得，唐鲁孙和逯耀东身世不同却都经历过世间离乱，留下了很深的故园文化的烙印，更懂得什么是生活的本质，这么说来，关注于饮食小道，以及故都岁时风物、市尘风俗、饮馔风尚，不能不说其中也大有深意在焉。

    去年，苏州陆文夫先生故去，逯先生专门写文章寄托哀思：“知味者文化人又弱去一人”，极为悲凉。熟悉逯先生的人都说，他个性洒脱，重义气而不拘细节。读他书的人都能感到，他文采粲然，常在笔锋处见真情。逯先生生前还告诫他参与台湾历史教科书修订的弟子：“历史虽然是一个消逝的过去，消逝的过去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绝不可以被污辱被损害”。

    余英时先生曾说：钱穆先生一生是在为故国招魂，此话也可移用到逯先生身上，具体一点说，他为故国的“饮食文化”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