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企业高管定工资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在有着世界上最成熟的公司管理经验的美国，给企业CEO多少工资也是一个困扰人的难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月17日一致通过提议，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披露高管的完整薪酬情况，借以平息投资者的不满。

    这个决定是及时的，因为美国企业高管的工资差距令人目眩。INTEL公司2005年给CEO的现金工资是329万美元。这个工资数目比APPLE公司CEO的1美元年薪要高多了，也要比年薪10万美元的工程师高 30倍。而跟IBM 比，INTEL就小气了，IBM 付给CEO萨姆·帕米萨诺的年薪将近2000万美元。

    这三家美国最好的公司，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三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董事会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呢？

    运营现状是主要原因。让我们假设自己成为一家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假定我们发现企业的业绩开始下滑，于是下决心扭转局面。扭转局面的关键是对企业的主要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例如，我们需要评估一下是否需要再次大幅增加研发投资，开发出一些新产品以扭转下滑；是否需要花钱改善业务流程借以降低成本来平衡业绩下滑；是否需要花钱购买新的IT系统提高生产率；或者干脆就换一个CEO。好的董事会是非常冷酷的，发现必须调整某个生产要素，就会马上投钱；估计再多投入也不会有什么改善，就不投一分钱。由于企业的CEO是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董事会一般需要穷尽各种选择之后才考虑撤换CEO。

    IBM的董事会能给CEO萨姆·帕米萨诺高薪就是这个道理。郭仕纳先生是萨姆的前任，他是一位出色的CEO，自1993年上台后，对IBM进行了巨大的改革，IBM由一个以销售大型计算机为主的保守型公司变成一个“四面出击”的进取型公司，9年里销售额增长了40％。但是，从2000年开始，IBM的年销售额下降了50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下降。IBM有世界上最好的员工、最成熟的业务流程、最具技术含量的产品，IBM不再需要增加在这些生产要素上的投资了。IBM需要一位新的CEO，他能把这些被郭仕纳已经梳理好的、世界上最好的生产要素的潜能释放出来。IBM的董事会决定给萨姆2000万美元年薪，就是让他来阻止每年50亿美元年销售额的下降。如果能用2000万美元换回50亿美元，那真是一次回报很高的生产要素调整。

    事实上，萨姆成功地阻止了IBM年销售额的下降，他还有可能实现销售额每年5％增长。不要小看这5％，IBM的5％年增长意味着萨姆每年要多卖45亿美元，他一年就必须新创造一个FORTUNE500公司。IBM的董事会给萨姆的工资仅是一次IBM的生产要素调整，而且并不算昂贵，因为这个选择的回报要大大地超过投入。

     APPLE与IBM 完全不一样。CEO 史蒂夫·乔布斯是APPLE的创立人，他带领APPLE的工程师创造了许多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有人会说史蒂夫拿1美元工资很虚伪，因为APPLE就是他自己的公司。史蒂夫内心也许就是这么想。不过，史蒂夫认为APPLE成功的最大要素就是让天才的工程师们拿出天才般的设计，如果自己拿1美元工资能最大限度地刺激工程师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热情，那么自己就该为APPLE的成功做些牺牲。当然，史蒂夫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开的小型喷气式客机就是董事会给的。

     INTEL介于IBM和APPLE之间。尽管INTEL同样需要最优秀的人才，但是，INTEL的成功主要来源于高效率的生产线；INTEL每天嵌入硅片的晶体管的数目比一些竞争对手一年所做的都多。一条生产线通常需要投资10亿到20亿美元，INTEL需要把更多的钱放在投资改善生产线上，然后才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调整，虽说CEO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但INTEL的董事会并不想在他身上花太多的钱。所以，尽管INTEL几乎与IBM同样伟大，但INTEL的董事会不想拿CEO的工资作为指标与IBM相互攀比。

    给企业高管定工资是一件考验董事会的难事。一方面，企业董事需要考虑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因为这些规定往往反映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另一方面，董事会也要根据自己企业的特殊性，全盘地分析企业运作要素，给企业高管制定合适的工资。如果董事会对全局判断有失误，就会导致高管工资的水平与企业发展需要不匹配，不匹配严重时，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金融界改革让中国的银行董事会机制有了巨大改善。各大银行董事会中都聘请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银行家，例如，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高盛证券总裁兼执行长约翰·桑顿、日本著名银行家八城政基等。这些国际银行家和国内银行家的相互交流，就形成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判断。他们给建行行长制定的年薪反映了建设银行的发展需要；对于一家银行的董事长而言，年薪百万算不算高？建设银行的业绩也将给建行董事会一个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