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这个题目，缘于近日看到的两则与交通警察有关的新闻：一则是安徽淮南许多跑大货车的车主投诉称，每次经过六安城北收费站附近时都被交警处以超重罚款，即使在淮南被罚过之后，路过此处时也要被重复罚款，罚款交警还不许理论，如多讲一句话就加码100元（4月16日《北京青年报》）。还有一则是4月10日《市场报》的消息：南昌市最近出了个“心情不好”的交警，手拿罚单在并不通行的路上见车就贴，既不管司机是否在场，更不出示证件。根据记者的调查，这位值勤交警在5分钟之内即罚收2550元。

    交通警察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对交通违规车辆进行处罚，本无可厚非，但上面两则消息中警察开“情绪罚单”的霸道，根源何在？警察头上顶着国徽，是国家权力最直接的代表，究其原因，“情绪罚单”是源于警察权力的不受制约和不受监督，特别是缺乏来自包括被罚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投诉。这两则消息中的个别警察，连一点陈述权、申辩权都不给司机，他们全然忘记了“严格执法”后“热情服务”的内容。《行政处罚法》规定：对行政处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多讲一句话就加罚100元，因为“心情不好”就手拿罚单见车就贴，虽然这些罚款没有进入警察腰包，但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执法如此率性随意，又如何让被服务的对象满意呢？关键问题是：就算不满意，被罚的司机又能怎么办？

    游笔至此，笔者想起香港作家吴洪森所写的一篇题为《刁民追警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得妙趣横生，梗概是：我去上班路上，碰到一警察查看我身份证，一位穿便衣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是干什么的，穿制服的警察帮腔说他是警察。我说既然是警察，为什么不出示证件？你违章了，请把你的工号告诉我，我要投诉你。便衣说，他和穿制服的在一起，不用出示证件。我说不管你和谁在一起，既然你要查我，你就得先出示证件，你执法犯法，我要告你。穿制服的把身份证交给我，拉走便衣，说别理他，这人有精神病。我说你侮辱我，我要连你一起上告，我要抄下他的工号。这两个人分头走了。我跟着那便衣，坚持要他的工号，谁知他越走越快，最后奔跑起来。我追了一阵，便衣混进人群逃跑了。

    把上面两则消息和这篇妙文放在一起，我想有些问题就不再是坚冰了。应该说，广大人民警察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偶尔出现的不和谐音所暴露出的问题，却值得深深思考。对极个别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不合法的举动，作为普通公民，消极等待、被动挨罚，恰恰纵容了这种行为。假如像吴洪森这样的知法守法的“刁民”再多一点，成为共识，形成一种法律习惯，警察必然会在执法过程中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心态，自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至高原则。

    我们应当记住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的忠告：“让警察对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而不探究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人权也适用于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