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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宗兴（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物理系03级博士生）
受访者：理查德·布莱涵德（杜克大学校长）
彼得·朗（杜克大学教务长）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坐落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2006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综合排名中，杜克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并列第五。
杜克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38年的Randolph County 私立学校，1892 年改名为三一学院。其后因当地著名烟草大亨詹姆士·杜克向学校捐献巨资及土地，从而于1924年正式定名为杜克大学。
现就读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有400多人，其中本科生不到30人，研究生200多人，职业学生100多人。在杜克大学执教的华人学者有50多人。
日前，应本报《冰点周刊》约请，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莱涵德先生及教务长彼得·朗先生，接受了本刊的独家访问。
理查德·布莱涵德：1947年出生，1964年考入耶鲁大学，其后进入耶鲁大学英语系攻读美国文学博士，1972年博士毕业后在本校英语系执教，1993年担任耶鲁本科学院院长。2004年成为杜克大学历史上第九任校长。
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喜欢学术研究了。我仍然热爱这种智力的游戏。
宗：校长您好！您曾经提到研究生生活的前两个月是您人生最痛苦的时刻，为什么呢？您觉得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吗？
布：是的。我觉得研究生院的前两个月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在美国大学里，本科生活是一种完整的生活。这包括了学术智力的提高、各种社交活动以及课外活动。当我来到研究生院后，突然我只有一个专业可以学习。我的生活也变成了一维世界。我的确很不适应这种转变。读本科时，做一个好学生就够了，但是在研究生院不是这样。你必须对你的专业领域作出贡献，你必须有你自己的想法。而我当时觉得很难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狭窄”。
宗：您所说的感觉，我想可以用《纽约时报》上一篇评论中的话来概括，就是很多理工科的研究生，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非常之小，小到刚好被导师的实验室所容纳。
布：没错，你概括得非常好！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我学习英国文学、世界历史、美国历史，我同时还读亚洲文学、亚洲哲学。在研究生院，我的学术视野变得非常专一，紧紧地和自己的专业相联系。
宗：您在读书的时候，想到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吗？您曾经说过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事管理工作，而成为耶鲁本科学院院长后，您却说自己发现这个岗位比只待在一个系里面要有趣得多。
布：当我在本科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所以从很早时我就明白自己将来想做什么了。当我博士毕业开始教书时，我快乐极了。后来我成了英语系的系主任，接下来是本科学院院长。做行政管理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喜欢学术研究了。我仍然热爱这种智力的游戏。事实上这学期我开始为本科生上课了。我非常喜欢给年轻人上课。
宗：做杜克的一校之长和做耶鲁本科学院院长的区别肯定很大吧？
布：是很不一样，但是这里有很好的过渡。当我是耶鲁院长的时候，我和教授们交流，倾听来自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的问题，并做出我的解释。我试图说服他们而不是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现在做了校长，我还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是，我必须担负起整个学校的责任。作为校长就意味着你是这个学校的公众形象代表。对于普通民众是这样，对于政府官员更是如此。现在大学还经常受到一些国家政治问题的干扰，这我也要面对。
宗：您来杜克已经两年了，相比较在耶鲁的40多年，您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布：耶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学校，迄今已经300年了。耶鲁的很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种“进化完全”的状态。你再来看杜克，一个年轻许多的学校。你可以感受到它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当你环顾学校四周，你会发现人们有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有一种要让杜克变得更好的决心。这是一种快乐的灵感与源泉。同时，杜克的另一个长处是：不同系科之间的交流合作可以说达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程度。而在许多顶尖的美国大学里，不同的学院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宗：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定位。比如哈佛和斯坦福就是大而全，而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典型的小而精。那么杜克的定位是什么？
布：是这样的。在美国，一流大学之间的特点差别非常大。比如哈佛，她几乎什么系科都有。麻省理工学院主要是工程方面特别出色。对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把杜克定位为综合性大学。杜克的强项有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公共政策管理学院、环境学院和其他一些领域。我常常发现杜克和斯坦福很相似。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都有工程学院，而是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学校。在年轻的学校，新主意的施展空间更大。
宗：您是指这些学校没有很多所谓传统的包袱吧？
布：对。这些学校都有一种企业家的探索精神。
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愿意努力地工作，能够自己想出新问题。
宗：您认为如何提高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水平？
布：资金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学生和老师们的“智力能量”是最重要的。
宗：那么就说说学生这个方面。什么样的学生能够被杜克录取？
布：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研究生需要有更多的专业方面的技巧。但是就大的方面而言应该差不多。比如说，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好奇心，有创造力，愿意努力地工作，能够自己想出新问题。我想说的是，今后那种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的学生一定是“多面手”。他们以自己的专业为出发点，用自己从专业领域中学到的方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自己不断调整方向。
宗：如果一个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出色，但是学业成绩不够好，您认为他能够被杜克录取吗？
布：我认为，学业总是被放在第一位的。美国大学有非常丰富的课外活动的文化氛围，比如有人体育运动非常好，有人舞跳得非常好，乐器弹得非常棒。当我们录取学生时，我们会考虑这个学生的综合情况，但是学业总是第一位的。
宗：杜克怎样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学习能力？怎样使学生在离开杜克之后，还能够持续不断地学习？
布：首先，我们的大部分课堂规模都很小，大部分的上课形式采用讨论式，而不是“一言堂”。所以从刚入学，学生就开始培养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对于研究生来说，不用说你们就已经开始自我研究了。但是对于本科生，引导就很重要。从老师一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当你在教学生的时候，学生也在教给你一些东西。正所谓教学相长。我觉得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学校的氛围是不是有利于独立思考，是不是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
宗：斯坦福创业的氛围非常浓厚，如果学生有了好的点子，学校就会鼓励他中断学业，自己开公司。杜克在这方面会鼓励学生这样做吗？
布：斯坦福是出现了雅虎和Google这样年轻而有活力的公司。如果你在斯坦福学习的话，你的物理学博士很可能就拿不到了（笑）。因为在你拿到博士之前，你很可能就已经成为亿万富翁了。在杜克，我们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养，比如给本科生开设了“创业者精神”的课程。我们教给工程学院的学生如何设计自己的创业企划书。如果杜克还没有自己的Google，那么请耐心等待。
宗：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耶鲁的“骷髅社”变得家喻户晓。杜克也有200个以上的学生社团。请问您如何看待学生社团在培养领袖方面的作用？
布：我不知道“骷髅社”在中国这样有名（笑）。我想学生社团的作用就是：你在读书时，课本上的学习能够培养你的学术能力。但是要使领导才能更加多元化，你需要学习如何主动承担责任。你需要学习如何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我想学生社团就起到了这样的一种作用：它让你意识到行使自己的权利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你导演一个小话剧，你不仅培养了自己对于话剧等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你同时还锻炼了其他能力。
宗：如果让您列举5位杜克的杰出毕业生的话，您会说哪5位？理由是什么？
布：如果你给我一个小时，我想我的答案会更好（笑）。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几个名字吧。我想我会提及朱迪·伍德芙。她是CNN的记者，被认为是在这个国家里过去20年中最出色的政治类记者之一。接下来我要说皮特·尼古拉斯。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波士顿科学制药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成长为制药界的巨无霸。我还可以说美琳达·盖茨，她和丈夫比尔·盖茨创建的盖茨基金会对于美国的教育改革和医疗体系的改革有重要影响。如果说年轻人的话，保罗·发姆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疗慈善家，他把先进的医疗带往全世界最贫困的角落。下面让我举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成名人物。最近在杜克的纳什博物馆有20世纪美国黑人艺术展览。这些艺术品是由格兰特·希尔收藏的。希尔是杜克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这就是我所说的“多面手”。我想我肯定遗漏了很多人——比如另外一位是约翰·马克，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总裁——但是你只让我说5位。
宗：有趣的是，如果您问一个普通中国学生，最有名的杜克毕业生一定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布：是的。尼克松1937年毕业于杜克法学院。你或许知道，在美国，对尼克松总统毁誉参半。但就外交政策来说，他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具有胆识、远见和创造力的美国总统。
宗：您的背景是人文科学。我知道很多美国校长是社会科学的背景。同时我相信您也和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有过接触。他们中很多是理工科背景。您觉得一个校长的背景对于管理这个学校来说重要吗？
布：你说得很对。我的确注意到了。中国大学校长访问团在耶鲁学习交流的时候，我也参与了接待。美国大学的校长很多是研究社会科学出身，经济和法律尤为普遍。但是也有很多自然科学背景的人成了美国大学校长。我的背景是人文，这不多见，但不是没有。我可以告诉你芝加哥大学和北卡大学的校长就是音乐背景。至于校长的背景和管理学校的关系，我觉得既重要也不重要。不管你是哪个专业出身，你都要努力地学习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但是不管你来自哪个领域，你必须善于学习和尊重其他领域。
对于一部分在杜克读本科的国际学生，我们能够提供全额的奖学金资助，但不是对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这样。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对国际学生的资助方面更加慷慨一些。
宗：您去过中国几次？访问过几所中国大学？
布：香港我去过两次。中国内地去过一次。那是2001年，我随耶鲁校长莱文一起访问过清华大学。我们当时参观了北京、西安、苏州。我今年暑假还会访问清华。
宗：能不能谈谈您对中国大学的总体印象？
布：我目前只去过清华。但我肯定还要访问更多的学校。杜克和中国的联系现在越来越多。杜克法学院和清华法学院有合作计划。杜克医疗中心正在和北京大学接洽，准备就心脏病方面的交流进行探索。Sanford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每学期为来自北京的中国官员提供经济、金融和政策方面的培训。但是我还是急切地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历史。
宗：说起中国留学生的历史，我想耶鲁人都知道，耶鲁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容闳，他为中美之间的学术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杜克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生是宋嘉树，他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影响了中国现代史。但是近些年杜克国际化的脚步好像不如耶鲁那么迅猛，您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中国学生？
布：我读过容闳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那本自传极其引人入胜。目前在杜克有400多名中国学生。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有一个确定的数量，我们想要吸引最聪明的中国学生。当然我们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了，我们还有很多出色的中国教授。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杜克应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10年前我在耶鲁时，哈佛在中国的知名度远比耶鲁要高。从那时起，耶鲁非常活跃地在中国推广自己，扩大知名度。我相信在今后10年内，杜克的知名度也会不断扩大的。
宗：在杜克学习的大部分中国学生是研究生，本科生相对比较少。我想主要原因是每年4万美元的学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您觉得今后会提高对本科生的经济资助吗？
布：对于一部分在杜克读本科的国际学生，我们能够提供全额的奖学金，但不是对所有的国际学生都这样。我们的确意识到了奖学金资助的重要性。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在对国际学生的资助方面更加慷慨一些。这将是我们工作的重心之一。现在最好的美国本土学生希望能够去多元文化的大学。一个大学如果能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和提高，不受国界限制，那该有多好！
彼得·朗：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博士毕业，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政治系，1981年任教杜克大学， 1996年~1999年担任政治系系主任，1999年担任杜克大学教务长。教务长是美国大学里主管教学、科研的最高行政长官。
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指导中心不仅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还为学生提供许许多多与未来雇主接触的机会。
宗：教务长您好！一般像杜克这样规模的美国大学每年招收多少本科生？人数每年会发生变化吗？
朗：今年杜克本科三一学院一共收到1．9万份以上的申请，我们录取了3700多人。我们期望最终能够入学的是1600人。我们非常清楚学校的容量，就是每年招收1600名左右的本科生。我们招生委员会有非常详尽的计算公式，能够估计到最终接受我们录取函的人数与发出录取函的数量比例。我们有“等待者”的名单，如果最终招收人数不足的话，我们就从等待者名单中择优录取。但是如果接受杜克录取函的学生超过了1600人的容量的话，我们就会全部收下。
宗：有没有可能学生人数大大超过预期，使得学校的教学资源供不应求？
朗：这是个很中国化的问题（笑）。这种情况一般在杜克不会发生。我们校方会制定下一年的经费预算，这个预算与1600人的规模相吻合。去年招收了1700多人，但是我们能够容纳。同时你需要知道的是：很多资源是随着学生一起来到学校的。这与下列情况很不一样：政府拨款建一所学校，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上这所学校。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学生人数才可能大大增加。
宗：学生在学校期间如果违反了学术纪律，学校会怎么处理？
朗：我并没有直接管理学术道德委员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一个例行的过程：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决定。他们会视学生所犯错误的轻重程度，另外兼顾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这个学生是不是初犯，当时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会影响他作出犯错误的决定等等，然后据此予以惩罚。
宗：有些学生会抱怨课程过于陈旧，与现在的社会发展脱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朗：我不太明白这里所说的“脱节”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课程的设置过于陈旧，我并不赞同。因为本科教育就应该是一个宽化基础、淡化专业的教育。比如历史课程、文学课程，这些都是本科教育必不可少的科目。如果你说课程应该如何来教，比如最新的研究前沿的东西没有让学生接触到，那就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了。事实上，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这正是我们的长处所在。因为我们的教授都处于科研的第一线，他们对于本学科前沿的动态是最了解的。他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带进课堂。所以那不是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教的问题。
宗：杜克如何帮助学生找工作呢？
朗：我就以本科生为例吧。我们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指导中心不仅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还为学生提供许许多多与未来雇主接触的机会。在就业指导中心里面，许多咨询老师对于去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的过程非常清楚，可以提供建议。如果想读研究生院，一般各个系里都会有老师提供具体建议。
宗：那么就业指导中心会不会帮助低年级的本科生寻找假期实习的工作？
朗：那当然。我的儿子就在本科三年级。他刚刚通过就业指导中心找到了去一个银行实习的机会。你知道，如果他表现不错的话，等他毕业时，这就是一份正式工作了。
我总是这样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不要重复我所做的工作。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的方向。
宗：杜克大学如何招聘和提拔一名教授？会炒教授的鱿鱼吗？
朗：（笑）如果一位教授已经有终身教授职位，我们不会炒他的鱿鱼。所以我们在给教授终身职位的时候非常谨慎。我们会根据这个教授六至七年的工作，予以综合评定。终身教授的制度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之前，招聘过程的重要性也不亚于此。因为你不希望一个人在这所学校工作了6年之后对他说：“你还是不够优秀，请走人吧。”或者这个人自己说：“这个地方压力实在太大了，标准实在太高了，我还是走为上计吧。”
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拿到终身教授就万事大吉了呢？
朗：不。虽然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会从此懈怠。因为经过严格的招聘过程后，我们已经选择了非常有目标、能不断自我激励的人。如果有教授不像以前那么勤奋多产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生活中的因素等。对于拿到终身教授的人来说，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尝试，比如担任院系的领导职务，为大家服务；比如多教一些课程，与学生进行交流等等。
宗：杜克如何激励一名教授不断创新？
朗：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开放式的、充满机遇的研究环境。我们要努力使他们不断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新点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仅和一个人合作，一定不如你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得到的灵感多。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努力使研究人员和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创新意识的人在一起工作。第三点是教授如何对待自己的研究生。就拿我来说，我总是这样对自己的研究生说：不要重复我所做的工作。你应该想清楚自己应该做但是还没有做的方向。如果你不可避免地要在我的领域中做研究的话，那么你应该努力超过我，做出我没有的成绩。相反，如果你告诉学生，这件工作我没有时间做，你去把它研究一下，那不能算是真正的创新。所以教授应该努力推动自己的学生达到研究的前沿。学生在前进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自己的导师向前进。一些非常聪明的研究生会说：“老师，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打保票你不知道！”事实上我真的不知道。
宗：这就是所谓教学相长吧？
朗：一点不错！教授能够从年轻的研究生身上学到好多东西。作为研究生的一大好处就是你只有一件事情可做——搞研究！再看看你的导师要做多少事情：他要兼顾家庭，他要教课，他要做研究，他还要为社区服务。所以我一直认为研究生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聪明的年轻人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研究上，集中在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上。
能够保证学术道德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学术过程的公开、透明。
宗：您一定听说过韩国的黄禹锡造假事件吧？作为主管学校科研的最高领导，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杜克在这方面的制约机制？
朗：能够保证学术道德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学术过程的公开、透明。换句话说，就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你必须发表你的研究成果，那么其他同行就会仔细地查看你所做的研究。在杜克，我们一直致力于学术过程的透明化。虽然我们也不断提倡学术道德，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的研究成果要被同行评议，这是最有力的机制。我不可能去每个实验室调查试验数据记录，也不可能聘人去调查。最终起作用的是你的学术声望和如果造假所要承担的风险。所以，公开你的学术成果，得到同行认同，与别人共享你的数据，这些都是确保学术道德的有力工具。
宗：如果有研究人员被查出违反了学术道德，会有怎样的后果？
朗：和学生违反学术道德一样。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学术道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立即展开调查。他们会视情节轻重，搞清楚这个教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违反了纪律、有没有其他原因等再作出惩罚决定。
宗：杜克有没有对研究人员发表文章具体数量的要求？
朗：我们没有数量上的要求。事实上不同领域之间差别很大。比如你可以和一个物理学教授讨论发表文章的数目，但是对于一个英语教授来说，可能在他的领域中出版书籍是更被看重的。总之，没有具体的规定。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在院系中创造出好的学术环境，教授们自然就会很有压力，不断会给自己加压，做出成绩。
宗：杜克如何选择自己的校长？
朗：我们的校董会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校长。他们会选择中意的候选人，然后与候选人进行接触，并得到他的同意。这个过程通常长达一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委员会里面还有在校学生。最后委员会把名单提交给校董会，由校董会通过并任命。
宗：那么校董会又是由谁组成的呢？杜克的校董会有多少人？
朗：杜克的校董会一共有36个人。校董会的新成员由校董会选举产生。成员们大部分都是杜克的毕业生，也有不是杜克毕业的，但一定要和杜克有很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校董会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有职业人士，有成功的商人，也有政治精英。
宗：杜克如何确定教务长和各个学院的院长？
朗：对于教务长的选拔，学校会请一些不同院系的教授组成一个搜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一份3个人的名单递交给校长，由校长亲自面试，然后决定最终人选。而对于各个学院院长的选拔，也是由一些教授和校友组成搜寻委员会，搜寻委员会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递交一份3个人的名单给校长和教务长，面试之后，决定人选。所有的人选最终都要经过校董会批准。
宗：看来校董会的权力是最大的。那么刚才说的招聘教授也要通过校董会同意？
朗：没错，最终都要校董会批准。但是系里面推荐上来之后，主要是我（教务长）来决定。
宗：问一个有关经费方面的问题。杜克如何筹钱？
朗：我们有许多渠道来筹集经费：学生的学费，联邦政府拨的经费，杜克自己有投资公司，还有捐款等。
宗：那么谁来决定如何分配呢？
朗：通常情况下，各个院系的院长会制定好本学院的财政预算。然后向教务长提出申请，由我来决定。
宗：校友如果要向杜克捐款，一般渠道是什么？
朗：我们有很多捐款“战役”。比如说，我们有每年一度的捐款活动。人们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给学校捐款。杜克在上个捐款战役中一共筹集了23亿美元。这么多钱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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