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认为，现在大学生去农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一些大学生产生了“信仰危机”，想到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去重新确立信仰。他表示，许多大学生去基层以后，最终发现在自我教育、自我认识上的成果要远远大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今年5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马中，当年也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员。1969年9月2日，刚满15岁的他和一群同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刚发生过中苏“珍宝岛战役”的那个著名小岛，准备参加战斗保家卫国。结果仗没打成，只好就地开荒伐木，开垦农业。

    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看着知识青年去农村的新潮又起，马中非常感慨。“两个时代完全不同了。当时上山下乡是国家的就业政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不下乡，在城里没工作没户口，所以城里知识青年基本一个不留。”他们那个时代完全是“两眼一摸黑”。毛主席一动员，大家就心潮澎湃，只知道要去保卫祖国边疆，去建设大好农村。“谁能想到，我们到的是无人区，一无所有，要自己盖房子，自己打井。不但没搞建设，反而破坏了当地的森林和湿地。”

    马中说：“但现在就业政策完全不同了，大学生下乡不但是出于自愿，而且还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参加西部计划支援西部，也可以作为村官施展才能。而且，国家对这批青年的发展上也有很多优惠政策，比如保送研究生、考公务员加分等。”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作为民间组织“西部阳光行动”的创立者之一，也体会到了大学生投身农村建设的巨大热情。他表示，现在大学生参与农村建设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亮点，这与上世纪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完全不同，那个时代的举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被迫性。而在今天，这种举动已经成为青年学子的内心需求，他们对改变农村行动的参与，对于社会的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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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到了乡村。

    （实习生 叶铁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