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做得并不太好。汤敏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而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38，而人均慈善捐款是美国的1／7300。

    汤敏还曾参与一项世界银行主持的中国发展项目，短短几个月，对上千个来自民间组织的项目进行了申请，世行最后选出了1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到筹资时，项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同样的项目，世行在菲律宾很快就能筹到150万美元，但在中国连60万元人民币都没筹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爱心吗？汤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和企业家交流发现，企业家不是不想做善事，而是由于慈善机构的诚信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等问题，很多企业家可能觉得慈善捐款解决不了问题，不能达到自己认同的目标。

    此外，中国大部分企业还比较弱小，毕竟近十多年来才发展起来，而国有企业也有很多困难，有各种各样的财务限制。这也制约了一些企业家投身公益事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社会投资起码是值得企业家去探索的一件事情，可能也是一些企业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很想做又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一件事情。”汤敏说。所谓企业社会投资，就是用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利润，一般要达到社会平均利润，起码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才能长期可持续发展。”汤敏说，一般来说，企业家们可以拿出收入的1％~2％，自己来做社会投资，也可以委托另外一批人去做。

    汤敏介绍，企业社会投资跟一般企业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企业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社会投资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利润只是手段。

    社会投资跟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不同。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指企业运行的时候，要对员工和社会负责，不损害公众利益，比如要注意环保、给员工劳保等。而企业社会投资是以企业的方式做一件公益事业，并不是企业运行的时候严守社会责任。

    社会投资跟政府投资也不同。政府投资也是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但用的是财政拨款。企业社会投资是用企业方式、市场化方式。政府投资一般不要求明确回报，而企业社会投资是需要回报的。

    社会投资跟慈善事业也不一样。慈善事业是针对最贫困的、最弱势的那些人。企业社会投资实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效益，所帮助的人不一定是最穷的。

    “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是典型的企业社会投资的例子。”汤敏说，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中国的1／3，但该国一位经济学教授在一个村庄调查发现，只要有了钱，穷人能把事做好，而且也是讲信用的。于是他通过当时是中央银行行长的同学帮忙，促使一家银行尝试开展对贫困人口的小额贷款，结果银行借出的钱都能收回，利息也不低。于是孟加拉国中央银行开始推广乡村银行——小额贷款银行。

    从上世纪80年代成立至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已经贷款50亿美元，惠及500万用户，贷款回收率99.2％。这个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并很快推广到全世界，以至于2005年被称为世界小额贷款年。

    汤敏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世界最好的1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回报率是17％至18％，而世界上许多小额贷款的银行，回报率最高超过60％。

    汤敏说，慈善事业之所以难以长久，是因为它是白给人钱。而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案例反映出了企业社会投资的基本特征——它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目标，但又要有一定的利润。

    “如果一个贷款人没有工作能力，而且穷得没有还款能力，银行也不可能贷款给他。这种人应由慈善机构扶持。”汤敏说，小额贷款完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保证质量和效益，“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也愿意做企业社会投资，小额贷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事实上，中国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了300多个小额贷款试点，但到现在大概只有十来个还在运作，其中相当部分是由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投资的。这些国际组织同时也在柬埔寨、蒙古等国家做小额贷款，最后那些小额贷款机构都变成了全国性大银行，做得非常规范，效果非常好。只有在中国的小额贷款要么死掉，要么做不下去。汤敏解释说，主要原因是中国金融政策的限制，不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

    汤敏分析，但随着银行监管部门对民间金融越来越重视，小额贷款将成为中国更多企业家所接受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之一。一方面，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小额贷款的发展，中国银监会和央行准备大规模推广中国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另一方面，国内一些试点经验表明，农村小额贷款坏账率远比农信社坏账率低，而且世界上收益率最高的银行就是小额贷款银行。

    汤敏认为，中国政府应引导企业做些社会投资，并给予财税政策的优惠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国农村的投资机会实际上非常多，而且收益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