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期财税法前沿论坛上，罗秋林表示，“常宁市法院的所有开支都来自财政局，无法独立裁判。而且，法院以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不符合法律的本意。”罗秋林说，“就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而言，我认为法律没有明确排除的，法院都应该受理。”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认为，常宁市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决则是站在政府立场上处理问题。“原本两方出现分歧是需要中立的第三方作出裁决，但现在可信的第三方缺位，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民缴税是为了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二者在法律上是雇佣关系，纳税人是政府的主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政府要尊重纳税人，要明确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但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的体制和现实情况，法院无论怎样判决都会引起严重后果。如果蒋石林胜诉，全国的法院都会受此所累，“因为大概50％以上的政府机关都有违法财政纪律的行为。”相反，如果判决被告胜诉，有可能使已经十分严峻的公共资金支出行为更雪上加霜，“无人监督的局面使得一些机关有恃无恐，公开背离道德标准，违反法律。”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表示，“以公车消费为例，使用的是官员个人而买单的是纳税人。虽然也搞公车改革，但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内部的自我监督，收效甚微。”胡星斗说，“因此，以公权监督公权远不如以私权限制公权有效。”他表示，在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上，可以规定当人大、监察、审计部门不作为或者监督和处理无效时，纳税人方可就此提起诉讼，“这样就避免了‘诉累’。”

    “税款的终极所有者是纳税人，政府仅享有信托所有权。与私人产品的消费者一样，纳税人有权对公共资金支出的类别、项目、数额、效益等进行监督，具有可诉性。”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施正文教授说，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建立“用税公开制”，让纳税人了解税收得到合理、合法地使用。“这样的话，即使没有特别的公益诉讼制度，公众也可基于普通诉讼来主张法律权利。”

    施正文表示，税收法治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突破口，而公益诉讼是更有利于民众监督的司法审查手段。“我国的纳税人诉讼制度要以宪法为基本依据，视需要在现行行政、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同时在专门法中进行特别规定。当然，这是一个逐步修改完善的过程。”至于具体的制度架构，施正文建议，政府违法的、不公平的征税行为以及违法的支出行为都应受到纳税人的监督。“比如不征、少征某一个人的税，低价转让国有资产等等，纳税人都可以提起诉讼。”但鉴于起诉面临的取证难、成本高以及诉讼对行政效率的影响，检察机关应该最有起诉资格。施正文认为，要逐步赋予纳税人个人以原告资格，“只有当纳税人向审计机关提出的审查不被受理或者对审查结果不服，方可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值得一提的是，纳税人团体提起诉讼也具合理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