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亡灵一台戏

    10平方米舞台，白地板白墙壁，两扇白色的门，三把白色的椅子，三个身着白色服装的亡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和夫人玛格丽特，推开房门，缓缓而入—演出开始了，剧名《哥本哈根》。

    1941年9月底，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来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看望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两人进行了一次只有10分钟的秘密会谈，然后便不欢而散。话剧《哥本哈根》所要探寻的，正是这10分钟的会谈内容，换句话说：海森堡为什么要在1941年来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

    话剧首演于1998年5月，在时光流逝近60年后，仍有艺术家在探究这10分钟的会谈内容，希望得知真相。为此，剧作家不惜借助亡灵，让他们复活于当代舞台，不厌其烦地重新演绎当年的情景，而观众也看得惊心动魄。

    原因就在于两位科学家的身份。海森堡是量子力学代表人物之一，以“不确定原理”闻名于世，他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核研究的领导者；而量子物理学奠基人玻尔，更是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两位科学家分属两大敌对阵营，他们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无疑对原子弹的研制与付诸实战，以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有着深远影响。

    岂止剧作家，就是许多科技史家也在不断探寻：那朵关乎人类命运的蘑菇云、那个潘朵拉盒子里的魔鬼是如何被释放出来的，它与这两位科学家的哥本哈根会谈有无关联？因此，这简短的10分钟，创造出科技史上一个著名事件：哥本哈根谜局。

    一个谜面，两个谜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论证，哥本哈根谜局浮现出两个谜底。但由于证据不足，这两个谜底仍然只能称为“可能性”，不能称为“定论”。

    可能性之一：海森堡的1941年哥本哈根之行，其秘密身份是纳粹间谍，他希望通过这次会面，打探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玻尔的同事、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克拉米什曾经回忆说，就在海森堡前往丹麦两周前，一家瑞典报纸刊登了美国从事核弹研究的消息，因此，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是“一次情报活动”。

    要从玻尔那里打探情报，再没有比海森堡更合适的间谍人选了。两人曾经是朋友，甚至“情同父子”。在剧中，海森堡说：“玻尔，他是我们所有人中的第一人，我们大家的父亲。现代原子物理学的一切都从他开始。”而玻尔认为，海森堡不仅创建了不确定原理，还创立了量子力学，“他是一位很伟大的物理学家，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改变过看法”。两人惺惺惜惺惺，海森堡如果真是间谍，“把酒论物理”时，趁机从重友情的玻尔口中套出点同盟国研制原子弹的信息，简直轻而易举。

    这仅仅是猜测吗？1941年秋天，丹麦被德国占领，哥本哈根不再是学术净土。玻尔与同盟国科学家加强了学术联系，随时准备投向正义阵营。这就是说，海森堡如果真是间谍，玻尔确实有海森堡想要知道的情报。此时的德国纳粹当局已组织力量研究核能的军事应用，即史上有名的“铀俱乐部”，海森堡参加了这个俱乐部，并成为首席理论物理学家。这就是说，海森堡如果真是德国间谍，他确实有挖掘原子弹情报的需求。

    这仍然仅仅是猜测。虽然极为可疑，但海森堡的国籍和学术背景，不能成为他是间谍的证据。话剧《哥本哈根》没有回避这种猜测，当玻尔认为海森堡不过“想来聊聊天”时，妻子玛格丽特反问道：“聊天？跟敌人聊天？在战争期间？”她进一步论说道：“海森堡是德国人，我们是丹麦人。我们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但也仅此而已，并未盖棺论定。

    可能性之二：海森堡此次来哥本哈根，是希望玻尔帮助德国研制原子弹。美国历史学家塞里尼在她关于“哥本哈根会谈”的著作中说：“玻尔在事后向研究所中的同事说起，海森堡在会谈中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告诉玻尔，德国即将打赢这场战争，而他的科学研究集体在制造原子弹的方法上，已经前进了一段路，玻尔现在就应该参与他们的努力。”可惜，这种说法的消息来源，是“哥本哈根研究所里某些没有具名的人”，也并没有得到玻尔本人的证实。

    话剧《哥本哈根》的译者戈革先生是玻尔研究专家，他支持上述论证：“在原子弹研究上，海森堡需要玻尔的帮助，作为多年的朋友，他又不希望玻尔受到德国迫害，综合这几点，一贯温和的玻尔在会谈之后，生气到与海森堡绝交的程度，只有一种可能——海森堡为德国的节节胜利洋洋得意，同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希望玻尔能够和他合作。”

    但戈革先生说，这仍然只是“推断”，不是确定证据，就好像海森堡创建的“不确定原理”：作为观察者，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定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其中一个量愈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愈大。戈革收集到四五本有关“哥本哈根会谈”的研究著作：“每个作者的观点都不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想法或意向是可以准确确定的，海森堡和玻尔的行为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真是个谜局——在1941年秋天的哥本哈根，海森堡前来拜访玻尔，他究竟来做什么？

    海森堡孤证：第三种可能

    只有历史结果确定无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立即着手研究裂变的军事应用，海森堡是这一裂变研究的领导者。3年后的1942年，美国启动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奥本海默是实验室主任，玻尔是参与者。又3年，美国研制的原子弹在1945年7月试验成功，8月便投向日本广岛。同年，德国战败投降。真是惊人的历史！首先研究原子弹的德国未能成功，美国迟到3年却后来居上并改写了历史。

    我们很熟悉这些影视作品：德国本来就要研制出原子弹，但重水被法国的或英国的爱国者给偷窃了，转移到了美国，于是德国失败，美国成功；德国研制原子弹的地点在隐秘的山林中，但阻挡不住盟军英勇的特种部队深入敌后，及时破坏了研制基地，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这些耳熟能详的说法，在科技史家那里则是无稽之谈。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海森堡的一个说法：首先研制原子弹的德国未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是因为海森堡暗中破坏了德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

    时光再次倒流，1941年海森堡来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他此行的目的，不是来当德国间谍，不是来做玻尔的说客，而是来向情同父亲的玻尔请教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个有道义和责任感的物理学家是否应该致力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于是，我们在话剧《哥本哈根》第一幕就听到了这样振聋发聩的台词——

    海森堡：“研制原子弹的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中的！在我手中，在奥本海默手中！”

    玻尔：“这就是你对我的期望吗？不是告诉你美国人正在做什么，而是让他们停下来？”

    海森堡：“我只是要你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起停下来！”

    一起停下来！两个科学家携手行动，共同阻止敌对双方研制原子弹！因为，原子弹并非一般武器，而是科学家们发明的一个可以摧毁文明、灭绝人类的魔鬼，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人类社会潜伏的最大危机。

    这可能吗？1941年海森堡来到哥本哈根，竟怀有如此高尚的科学良知。

    战后，盟军发现，尽管德国在开战初期就开始研制原子弹，但计划始终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操作中的核反应堆，也没有可靠的原子弹设计。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德方会议原始记录，在1942年6月的一次有关建立核反应堆的关键会议上，海森堡弱化了研制出核弹的可能性，只向纳粹生产部长申请了几百万马克用于这项研究，杯水车薪，等于放弃。海森堡和许多德国科学家都在战后声称，他们有意夸大制造原子弹的难度，使纳粹德国在1942年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与德国记者罗伯特·容克的一次交谈中，海森堡为自己辩白道：“在一种独裁制度下，积极的反抗只能由那些假装和体制合作的人来实行。”

    这一切等于证明：1941年海森堡的哥本哈根之行，是要与玻尔订立一个阻止研制原子弹的科学良知契约，无论玻尔是否同意这个口头秘密契约，海森堡在离开哥本哈根后，坚定不移地实施了这个约定，使纳粹德国的原子弹研制计划胎死腹中。

    这是海森堡及其同事们的孤证。在历史研究中，孤证微不足道。世界主流科学家们几乎无人接受海森堡的辩白。不错，你没向纳粹申请足够研制出原子弹的巨额经费，但那另有原因。在剧中，玻尔的妻子代表科学家们指出了这个原因：“请不要告诉我们你是个反纳粹英雄，那是因为你害怕，你害怕纳粹拨给你大量经费，而你又造不出原子弹的后果！”这后果是：在希特勒的独裁暴政之下，花了大量经费却又不见成效，科学家们便会有生命危险。

    也是在剧中，海森堡谈到，他在1949年有一次美国之行，举行过一次招待会，不料，他邀请的那些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大半没有出席。就是出席的又怎么样呢？“许多实际上制造了原子弹的手，竟不愿意握一握我的手。”海森堡回忆着当年招待会上的那一幕，痛苦得泪流满面。这时，剧场内，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幕景中升腾起恐怖的蘑菇云，映在三个亡灵脸上。剧作家让观众看到这样的情景：玻尔深深自责，他扶着椅背大口喘气。

    剧作家的倾向性一览无余。

    历史与艺术

    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性，话剧《哥本哈根》根本不值得一写，更不值得一演，观众也不值得一看。根据流行的说法，剧作家写了“间谍海森堡”、“说客海森堡”和“守卫科学良知的海森堡”。三个海森堡，只有最后一个才是剧作家着力向观众推荐的。要看间谍戏，不如去看007，要看说客戏，不如去看赤壁之战。《哥本哈根》感动了全世界的观众，正因为剧作家塑造出一个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依据，但在纳粹淫威下坚守了科学良知的海森堡。

    这就是“历史”与“历史剧”的区别。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科学需要实证，艺术探寻可能。科学索取真知，艺术呼唤梦想。

    那么，《哥本哈根》探寻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确曾有一些富有远见的科学家试图阻止原子弹应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哥本哈根》译者戈革先生检索出这么一件事情：美国军方曾经组织过一个会议，讨论该怎么使用已经制造出的原子弹，一名科学家建议，“把原子弹丢到一个荒岛上，然后请那些日本人来参观，然后叫他们投降。”但历史真实的残酷性在于：这做不到，“在政治主导下，科学家早已不再是科学的主人了”。因此，原子弹终于投向广岛，科学家没有责任。

    艺术家却认为这是逃避职责。如果每一个科学家都是“守卫科学良知的海森堡”，那么，原子弹便根本不会出世，世界和平便指日可待。只要科学家参与制造原子弹，就应对那些原子弹下的亡灵负责。

    我们在历史中看到：原子弹和战争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世界上没有原子弹时，战争一样杀人，因此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与科学家无关；相反，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使二战提前结束，否则，战争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死的人也许更多。

    在艺术家眼中：原子弹和战争确实没有直接联系。但在这世界上没有原子弹时，我们反对战争；有了原子弹时，战争和原子弹我们一并反对。

    这就是艺术家的梦想。这个梦想首先感动了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于是我们才能看到这部名为《哥本哈根》的话剧。因此，这不是真实的历史剧，这是历史的梦幻剧。该剧在欧美引起广泛轰动，连获普利策、托尼两项大奖。2003年，该剧中译本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引进，至今演出了80场，观众达1．6万多人。“守卫科学良知的海森堡”可能并不真实，《哥本哈根》根本就是个梦，但观众愿意被这样一个不真实的人物所感动，愿意进入剧作家营造的呼唤人类和平的梦境中。

    玻尔和海森堡在哥本哈根那10分钟的谈话内容，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在历史中，海森堡的孤证没人相信。在玻尔生命的最后5年中，他也多次改写其回忆这次“哥本哈根会面”的文稿，但直至他死去的那一刻仍然没有面世。此信将于2012年——玻尔逝世50周年时公开。届时，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与我们在剧中所见完全不同的海森堡。但既然是一次只有两个人的会谈，因此，玻尔文稿同样也是孤证。它似乎证明着历史的无奈：历史一旦成为过去，留下的或许只有“不确定”。

    “海森堡为什么在1941年来哥本哈根？”历史的1941年永远过去了，很可能永远不能确定那10分钟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艺术家营造的梦幻中，三个亡灵至今仍然在另一个世界进行对话，试图弄清楚这个搅扰他们后半生，甚至连灵魂都不得安宁的问题。它像幽灵一样游荡着，永远躲在历史迷雾之中，正如剧中人所说，“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因为，“有些问题，人就是死了，甚至死了很久，它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