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不少媒体报道了这家人的事情，但快一年了，李家的户口仍没着落。

    30多年，七八个大活人，怎么就落不下个户口呢？真是不可思议。

    “你们家怎么不想想办法，是不是自己没去跑、没去办呵？”我问63岁的李殿洲。

    他“噌”地站起来，捏紧的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手掌，干瘦的脸皮肉抽搐着。他像牙痛一样吸着气，嘴巴大张，但没说出话，又坐下了。

    他的眼角，慢慢噙满泪水。

    没地落户，李殿洲一家从此成了“黑户”。

    李殿洲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双桥，在管庄和三间房乡的交界处，是城乡接合部。

    他家就在铁路边上，隔条水泥路就是火车道。两间简易砖房里只有一小扇天窗，没玻璃，钉着塑料布，风一吹“呼哒呼哒”地响。时不时有火车“轰轰隆隆”经过，屋子里像地震，说话也听不清楚。

    李殿洲的原籍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他家原本有户口，失去户口的原因，现在的人听了会觉得匪夷所思。

    年轻时，李殿洲学得一手皮匠活儿，因为手艺不错，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一家从老家迁往邻近一个生产大队，因为那个队没有皮匠。李殿洲去了，给人做皮鞭、皮帽、车马用具等皮活。李殿洲跟大队协商好了，每年交给公家500块钱，公家分给他一家的口粮。另外，大队还出介绍信，李殿洲可以到外县揽皮活挣钱。跟只种地拿工分的社员（村民）比，皮匠李殿洲算是富户，日子过得挺滋润。

    但他跟大队干部关系没搞好，人家多次暗示挣了钱要“表示表示”。李殿洲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想吃回扣。“我已经交给公家钱了，500多块，那年头这可不算少呵。”他痛惜自己的辛苦钱，没舍得“表示”。结果运动一来，报复也来了。

    1974年，全国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在大会上宣布：单干户、个体户、黑包工等，统统属于“尾巴”，咱大队的李殿洲就是，要把他割了。他家的口粮全部停掉，一家子退回老家的大队。在接收方没同意、没开准迁证的情况下，李殿洲一家的户口迁移证就被人扔了出来。没地儿落户，李殿洲一家从此成了“黑户”。

    “还被拉出去游街，在县城游了3天哪！”李殿洲的老伴李秀珍几次跳下车，跑进县委，找县领导哭诉，县干部最后答应很快解决。李殿洲一家便暂时栖身在县城的姐姐家。

    “说是3天就给解决，结果等了5年也没解决。”李殿洲回忆道。那年月，没户口就等于断了生活来源。在县城，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按户口本上的人头发票供应。

    “我们一家啥都没有，生活全靠借，到现在还都欠着哪。我整个人都垮了，净是病。我老伴李秀珍带着6个孩子，都不大。”

    熬到1979年，有一天，李殿洲突然听见街上大喇叭广播中央平反冤假错案，街道负责人给了他一点钱说：“老李呵，你们赶紧进京上访吧。”

    一家人进了北京，先奔公安部，听了申诉后，人家说这不是公安部门造成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事，到国务院信访部门去吧。李殿洲又领着一家奔国务院信访局。

    第一次进京印象不坏：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在崇文门接待站，有吃有住。“国家特别重视，专门派了国务院工作组一个姓王的同志，带我们全家回黑龙江，解决问题去。”

    火车到了哈尔滨站，老王一手拽着李殿洲，一手拉着李秀珍，后边跟着一群孩子。他对前来接站的省信访干部严肃交待：李殿洲、李秀珍，是你们黑龙江双城县人，他们的问题，这次你们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我立刻带他们上火车，回北京解决。

    “那家伙，十个解决百个解决答应着。这样，把我们全家转交给省，省里把我们安排在旅社，管吃管住，让我们等着。”

    因为李殿洲只提供了申诉材料没有证明材料，省里派专人去了双城县，到李殿洲原籍等地调查，查实确有此人后，决定把李家送回原籍。

    省里用车，把大人、孩子拉到县城，县里又出车往原籍送。听说李殿洲一家要回来，原籍的大队说什么都不要，本来就人多地少，况且李殿洲已在外边待了八九年，身体也不行了，6个孩子个个都不大，一下子添这么多张嘴吃饭，大队说什么也不要。队干部打电话，告诉途经的6个村子，想法把车截住。

    送人的车还是到了目的地，一到地方，人和东西放下后司机开车就跑。大队只留李殿洲一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找了辆车，把一家人送回县城，县里又送往省城。

    省里一个办案的干部说，你不要悲观，实在不行，赶紧进京。李殿洲一家第二次进北京。

    这次在北京的待遇不如上次，没地儿吃住，一家人靠捡垃圾维持生活。偏偏又出了事故，二儿子捡垃圾时被一辆130汽车压断了腿，治疗不当造成骨头错位。李殿洲把肇事方告了，经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面调解，又与有关部门协商，最后把李一家送回黑龙江。省里又接待了他家，并指示双城县一定就地安排。

    又回到双城县，车子开到一个地方停下，上来一位县干部，说是县领导正在这块办公，让李秀珍下车进去，叫李殿洲和孩子先回去等着。

    “我的妈呀！后来才知道那里是监狱，我老伴就地押进去，我和孩子被拉到一家旅社。中央和省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特别好，一到下边就完。山高皇帝远，这话一点不假。”

    一个同号里的犯人为李秀珍蹲监狱写了证明。说是当时连管教也骂，把上访的人送进来，这叫什么事，影响其他犯人反省。

    关了110天，李秀珍被放出来。“我们哪里还敢待？赶紧去北京吧”。

    1982年冬天，李殿洲一家第三次进京，且一去不返。

    李殿洲一家因没户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儿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是北京，救了我一家。”李殿洲亮开嗓门，张开双手大声说。

    第三次进北京时，一分钱没有，李殿洲一家一路蹭车。好不容易到了天津，还是因为没票，被轰出车站。寒风中，一家人只好沿着铁路，步行进北京。

    小的孩子怀里抱着、肩上背着，一路讨着要着吃，走了100来公里，到了蓟县的康庄，一家老小又饿又累，鞋子走烂，脚也磨烂，再也走不动了。好心的当地人收留了他们，管吃管住过了15天，又买票送他家上了去北京的车。

    “他叫康友，是我一家的恩人哪！”

    在北京，李殿洲一家啥地儿都住，桥底下、水泥管子里，他们曾在永定河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自己搭间塑料棚，在空化肥袋里絮些草当褥子。

    河边的棚户越来越多，多是进京上访户。有天半夜，李殿洲一家突然被警笛声吵醒，出来一看，四周被灯照得通明，数不清的警察把棚户区围住，清除了所有的简易棚，清出来的人全被大客车拉走收容。李殿洲一家因没户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儿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李殿洲二儿子的腿伤复发，有人告诉他北京双桥有个老大夫，专治腿。而且那块到处是房子，租两间房每月才交7块钱。李殿洲带着全家搬到双桥，一直住到现在。

    李殿洲的小女儿李月告诉我：“那会儿，我爸我妈上访就像上班。家里大人不乐，我们孩子哪敢乐？气氛特压抑。”

    李秀珍替人钩杯套、织毛衣挣钱，几个孩子全放出去捡破烂，李云、李月姐俩专门捡票根，给来京出差的人回去报销用，几百块钱的票根能卖上几块钱。她俩天天从双桥走到通州，再返回来，一天走好几十里地。

    除老大外，李家的孩子顶多上到小学二年级，李云姐俩一天学也没上。几个孩子因为捡破烂、要饭，屡屡被收容。所以，一到大的节日，清理外来人口时，李秀珍就让孩子在家猫着。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总得找个事儿做。李殿洲的大儿子李贵峰作为知青被介绍到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干活。可好景不长，李贵峰就在工地出了严重的事故：右手基本断掉，只连了一点皮肉，一腔血流没了，呼吸也停止了。幸好工地离中日友好医院近，3分钟后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位日本医生给他做了11个小时的手术，缝了200多针，命保住了，断手也接上了，但还是留下后遗症，右手10斤以上的东西提不了，食指和中指没知觉。

    事后，公司书面表示李贵峰因工负伤，待他有了北京城镇户口，负责给他安排适当工作。“这不白扯吗？还北京城镇户口，我家啥户口也没有呵。”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李殿洲不满，又为这事去北京有关部门上访。

    一度，李殿洲夫妻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三儿子李贵才身上。

    提起这个儿子，李殿洲神情一变，两眼放光。他麻利地从一只旧提包里，翻出一张发黄的报纸。“他是我这几个孩子里最灵、最能耐的一个。会说话，能办事，那家伙，跟人搭话就能成朋友。你瞅瞅，他都上过报呢。”

    报上说，有一回，李贵才给单位跑长途送货，车到锦西时坏了，已是凌晨两点。停车检修时，突然蹿出俩歹徒把李贵才劫到僻静处，让他交出钱财，否则拿砖头砸死他。李贵才缓过神后看清俩歹徒脸淌着血，满嘴酒气，知道是刚喝酒打了架，正找碴儿发泄。他机智地与歹徒周旋，拿出身上仅有的50块钱，又叫了辆出租车，巧妙地把俩歹徒送到派出所。回车场后，场领导表扬并奖励了他200块钱。

    李贵才后来跟朋友一块干室内装修，公司一点点由小干到大。1998年，他终于揽到了一个大活，签了一笔160万元的大单，包了某单位家属楼内装修工程。

    他自豪地告诉父母：“老爸，现在我敢跟你说了，这回这活，我能挣七八十万元，合同签了，定金都付给我了。以后，你俩别再上访了，生气上火不说，也不解决问题。你跟我妈老实在家待着，等我挣到这笔钱，给咱全家买上户口，再买处房，存俩儿钱，你和我妈就安心在家养老吧。”

    开工第三天，李贵才突然失踪，电话、呼机都没人接，情急之下，他哥哥去朝阳公安分局报了案。又过了几天，在一河沟里找到李贵才的尸体，他被自己雇用的人杀害了。

    一听人没了，李秀珍当即瘫倒在地，李殿洲大叫：你要哭出来，哭出来呵！李秀珍再也没好起来，瘫在床上直到去世。

    “她想儿子，都想傻了。才32岁呵，我的一个宝儿子，我们李家的活希望，没了！”

    因为没户口，他们同居了六七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以前上访跑户口，都是李殿洲两口子一块去。李秀珍瘫在床上后，就由李殿洲一个人跑。后来，他的两个北京“姑爷”，为李家户口的事也到处找，俩人还结伴上访。

    “你俩上访的理由是什么？”我问。

    他俩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结婚！”

    大女婿付胜虎是国企职工，在铁路上班。1995年跟李云交朋友时，听她说过家没户口。知道怎么回事后，他觉得国家肯定会管。“毕竟他们是中国人，又不是外星人，户口肯定能落下，今年不落明年落。”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户口还真没落下。因为李云没户口，他们同居了六七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第三次怀孕时，他俩岁数都不小了，付胜虎很想要这孩子。“因为我爱人的情况非常特殊，我想向组织反映反映，他们解决不了的话，帮我再向上级反映反映。我当时特积极，要求进步，写入党申请书什么的。”

    付胜虎一提孩子的事，领导的脸色立马变了。单位签过计划生育责任书，没指标的孩子生了，单位要挨罚。

    “你猜我们头儿怎么说：你要生下这孩子，就得把工作辞喽！让我二选一。嘿，绝了！非要我把这孩子打掉，不交流产证明不许上班。”付胜虎从办公室出来，骑车找了家小餐馆，一人喝了两瓶白酒，“我当时真想要这孩子，但家里人也反对，你没了工作，将来怎么养活他？”

    李云去医院做流产手术时，付胜虎没去，是他妈陪着去的，孩子老不下来。“我妈就叨唠：孩子呵，不是我们家不要你，实在是没办法呵，你下来吧，下回再来呵！后来孩子下来了，是个男孩。要是留着，现在应该满地跑了。”付胜虎坐在床边，低下头，眼神发直，紧闭着嘴。

    李殿洲的“小女婿”李世友，一开始也没觉得落户口是多难办的事。李月说自己没户口、没文化，开始他还以为骗他，是不想跟他交往。他背着李月，偷偷去了她家，看看她家住的那地儿、那房，又觉得话靠谱。后来他问了李殿洲，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后，也觉得这事不复杂，能解决，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成后年，反正他才21岁。可好几年过去了，户口依旧没着落，婚纱照拍了两三年，也没领到结婚证。

    他俩一起去永定门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说是挺幸运的，排到窗口，直接让俩人上了二楼，单独接谈。听说是户口问题，接访的人给开了张小纸条，叫他俩去公安部。到了公安部，一听说这些事，答复说这不归我们管，人就出来了。

    “真没想到时间越拖越长，也没想到会这么难。”李世友感叹道。

    俩“女婿”都是北京户口，以前，从未体会过没户口的难处。在他俩看来，甭管农村还是城市，人生下就该上户口，天经地义。没户口，你是谁？现在干嘛不都要看一眼身份证？这没户口可真是寸步难行呵！李世友总结说：“没有户口给我的最大体会是，你在家里是个人儿，一到社会，就成了空气。”

    一位当年黑龙江省委负责信访检查的干部，在后来的情况介绍中说：“当时检查组的同志们都认为，李的问题应很快得到复查落实，否则，他们全家七八口人没户口、没住处，对国家、对社会影响很不好。”

    “既然把我家事查实了，应不应该管到底？这是国家运动造成的，又不是我自己跑盲流跑没的，可到了也没给解决。我家要是有一个有官衔的人，这点事早解决了。现在，只要有人，没有的事都能办，户口也能买；没人，有事也办不成，小民百姓的事就没人管？”李殿洲越说嗓门越大，“嚯”地站了起来。

    “爸，你小点声说。”大儿子李贵峰把他按住，“一提这些事儿，他就激动。”

    医生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在双桥住了这么多年，街坊邻居都知道李家户口的事，派出所也不跟他家要暂住证，办事处考虑到李家的困难，在菜市场批了两个摊位，让他家卖菜维持生活，税费全免。

    李殿洲不停地上访，也不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北京出的事故，三个儿女，也都跟北京人结了亲。反反复复地上访，终于有过一线希望：有关部门说要把他们一家落户北京郊县。派出所的民警还来李家登记了人口，说是往上报，让他们等着。但等来等去，至今仍没音信。

    没户口的日子仍然一天天地过着，到了2005年夏天，李殿洲一家又被户口深深刺激了一回。

    8月8日，瘫在床上好几年的李秀珍，进入弥留之际，120急救车还没跑到医院她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让李家拿出户口，开死亡证明。回答说没有，那身份证呢？也没有。“咦，有这样的事。”医生也是头一回遇见。他明白地告诉李家人，没户口，不能开死亡证明。没死亡证明，不给火化。

    “人活着要户口，怎么死了也要呢？”李殿洲一点也没料到，又气又急。

    没办法，一家人只好到处跑，求人开证明。李家住的地方属三不管地区，当地政府也弄不清归谁管，全家人转圈跑，去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民政科。虽然李殿洲在这一带住了20多年，但连跑了三天，找哪哪不管，都是推三阻四的，居住证明始终没开出来。

    第三天中午，连日奔波的付胜虎坐在椅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他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妈，她叫我：嘿，老虎，你醒醒，赶紧给我办事去。我腾地站起来，愣了半天神，然后跟我大哥说，走，咱们找报社去。”三个记者跟他们跑了一天，最后开出了一张居住证明。

    “我敢说，我妈走的不踏实。”大女儿李云说。

    “她跟我爸都太较真儿，认死理儿，老觉得有理走遍天下。像我家来北京多早呵，那会儿，要是踏踏实实地做点小买卖，早发了。他俩不，一有点钱，就上访去。我妈老跟我们说：咱家来北京是干嘛来的，不就是来告状的吗？”

    李云蹲在炉子边上，有些伤感：“上访把我家害了，也耽误了。访到这，推到那，老是一句话：回去等着！等等等，这都等多少年了。要不，你就干脆说不能办，解决不了，让我家趁早死了心，想别的法儿，该干嘛干嘛去。就像这炉子，眼看火要灭了，捅鼓捅鼓，又着起来了。老不解决，搁谁身上也受不了呵，愣把我妈耗没了。30年前，她抱着那么大的希望来北京，谁能想到，到死，她也没落下户口，连一张身份证也没有呵！”

    今年清明节，他们去给母亲扫墓。市场上卖纸的大爷知道他家的事，喊李云姐俩，替他们做了一套假身份证、假户口本、假存折，让她俩带上。

    在墓地，姐妹两人边烧边哭。

    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早在2001年，就有记者报道过李殿洲家的事情：《一家三代苦盼户口》。文章600多字,见报那天，李家人都奔报摊买报纸。李殿洲更是比过年还高兴，一想起来，就拿起报纸看，大声地念。“那个记者也觉得我家这事不难解决，还问我呢：你想要黑龙江户口，还是想要北京户口？”

    李殿洲的两个女婿认为，家里这些事，得跟外人说，光靠上访不行。“以前，他们家有个误区，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这也不能怪他们，都使别人的身份证找的临时工，让人知道了工作就没了。可这事，你不说行吗？不说，户口更没戏了。”

    他俩上网聊天时，跟网友聊起家里的事，结果没人信。“你家这事儿真少见，够邪门，赶上电视连续剧了。”

    去年，李秀珍去世时，李家的事再度被曝光。有多家媒体进行采访报道，有的还发了整版的文章。老街坊见了李殿洲都说：你家罪没白遭，这回户口指定解决了。

    有个记者还特意跑了一趟黑龙江，去了李殿洲的老家，找到了他家在县城住过的房，还找到他多年没联系过的姐姐和老母亲。老家人这才知道李殿洲在北京还活着。

    我的一个同事去年也采访了李殿洲家，文章发表后，出于同情和关切，她又写了三封信，分别寄给了黑龙江省委、省公安厅、省政府。不久，有了音讯，黑龙江省双城县公安局一个姓王的人与李家联系上了。

    大儿子李贵峰说：“他在电话里说，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没法查。”

    李贵峰分析道：人家不好意思说不管就是了。现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是哪年哪月的事，人都换几茬了。我家户口的问题，现在是没人管了，找哪哪不管。

    心直口快的李云接过话：“咱家这事，解决不了的根源，一是没钱，二是没人。”

    同在一个市场卖小百货的人劝她：你家干脆买个户口得了，干嘛治那个气，上访有什么用呵。“我们全家买户口，一是我家经济达不到，现在钱太难挣，我有时一天才挣几毛钱。再说了，干嘛要花钱买呵，买来的户口，拿着心里也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丢人呵！”

    李殿洲的两个儿子，现在40多岁了还是光棍儿。两个女儿虽说在北京长大，但一天学也没上。“上一辈人扫盲也扫得差不多了，我俩倒成了文盲。现在没文化，能干啥？”小时候，李月帮别的小伙伴抄作业才识了俩字，姐俩本来不叫李云李月，因为原先的名笔画多，不好记，才改成现在这名儿。她俩最头疼填表，一填表，就傻了。做小生意，只会加减，不会乘除。

    “我们算是耽误了，不能再把下一代耽误了。”李云说。

    李云最小的哥当年来北京时，是自己爬着上的火车，现在也快38岁了。当年的“小黑人”变成了“老黑人”，他的两个孩子又成了没户口的“小黑人”。

    “老师见天问俩孩子，你家户口办下来没有？告诉你家大人，眼瞅要上初中了，没户口没法升学。回家催催你爸你妈，赶紧办。弄得俩孩子特郁闷。”

    我问李殿洲一家：“你们家户口的事，难道真没一点办法了？”

    李月马上冒出一句：“我家还得出点什么事，而且得出大事。事出来了，户口才有可能解决喽。”

    从30岁出头上访到60多岁，这么多年，也没能把一家老小的户口落下，李殿洲有些疲了。

    “我有时甚至考虑，真像老话说的那样，小事在人，大事在命吗？真是天命难违，非要我一家子受这么大罪吗？要不为什么这么难，老踩不到点上呢？”接着，他骂了一句粗话。

    李殿洲掏出一沓寄挂号信的单子，说现在每个月他都寄走一封上访信，让人家记得他家这事。他有些泄气：“现在，我有没有户口无所谓了，只要孩子们有就行。”

    “爸，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大女婿付胜虎马上说，“您说岁数大了有没有户口无所谓，这话不对。没户口，将来您不又要走我妈那条老路吗？说得难听点，死了也麻烦！”

    李月也大声说：“现在，甭管是哪块儿，给我们家一个户口就成，我们家也不敢有太高希望。说到底，我们也是堂堂中国人，在中国生，中国长呵！给我一个户口，我是中国人。”

    正说到，小儿子李贵宝兴冲冲地进屋，告诉李殿洲，一家香港电视台的记者刚给他打来电话，说要跟李殿洲回一趟黑龙江老家实地拍摄，想采访他家的户口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没想到，李殿洲口气坚决地说“不回去”。

    李云、李月一听就急了，叫着：“干嘛不回去？没准这样一回去，咱家的事就解决了。您不回，我们也要回！”

    问了半天，李殿洲才嗫嚅道：“跟你掏心窝子说，我是没脸回去。”

    他讲当时认识的人都借遍了，拉了太多的饥荒。那时，猪肉才4毛钱一斤，现在都翻了多少倍。这家300元，那家200元地借了都没还，现在回去，还，还是不还，咋还？还有借的粮食呢？

    “再说了，当年上访的，比我家复杂的事都解决了，我家这点事，到现在没解决不说，人都死俩了。要是解决了，我回去，满面红光。可我30多年，拖家带口地告，也没给解决。现在回去了，还能有人管，能解决吗？”

    末了，他又迸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话：“我领人回去，让香港电视曝光我家这些事，这不是给咱国家丢脸吗？”

    从李家出来已是晚上八九点钟，门前的水泥路上一盏路灯都没有，黑灯瞎火的。李月送我，黑暗中，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户口，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得我们一家人喘不过气来。都32年了，哪年哪月才是头儿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