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对此评价说，这是去年年底，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进行“北京市优秀运动队公开面向社会征集赞助”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摆脱运动队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

    由政府部门牵头，大规模地为地方运动队在本地企业中寻找赞助商，并不是由北京市首创。此前，类似的行为在四川省、天津市等地均有先例。

    “中国的竞技体育正处在转型期，在这个阶段，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不仅不再增加甚至逐渐减少，而运动队的各项开销却在不断增长。如果不依靠社会的投入，运动队的正常运行将很难维持。”北京市体育局体育市场管理处处长范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记者在北京女子乒乓球队了解到，世界冠军张怡宁年薪的增长在最近几年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到去年已经上涨到100万元，但国家财政拨付给运动队的经费平摊到队员身上，每人每月只有数百元。“如果不依靠社会力量，运动队连优秀运动员都养不起，更不要谈培养年轻队员和实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了。”范正说。

    范正同时也指出，“由于中国体育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竞技体育具备自我造血功能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以企业赞助的形式借助社会力量支持运动队，是眼下我们能够做的，这是帮助运动队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

    企业赞助运动队的热情不高

    在去年12月30日举行的北京市体育界与企业界新春联谊会暨体育赞助推介会上，北京市体育局共推出了14支希望得到企业赞助的优秀运动队。到今年4月28日，拥有奥运会冠军张怡宁、滕海滨、冯坤的女乒、体操、女排和在国内具有传统优势的北京女足得到了赞助，但参加推介会的其他10支运动队目前获得赞助的前景尚不明朗。

    “虽然有政府牵头的政策优势，但给运动队拉赞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手操办“拉赞助”事宜的范正说。

    “这14支运动队是我们经过认真筛选的，要么是该项目具有较高的群众普及度，要么是运动成绩突出媒体曝光率较高的，因为我们已经考虑到，企业赞助运动队并不仅仅是公益行为，他们是希望得到回报的。”

    “但我们也很清楚，赞助运动队能带给企业的回报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排着队要求赞助大型赛事或是赞助某些群众参与度高的公共体育活动，却对赞助一支运动队兴趣不大的原因。”范正进一步说道。

    这就导致在一些地方赞助运动队是以政府命令的形式摊派给当地企业。由于纯粹是带着“奉献”精神，绝大多数企业赞助运动队多以短期行为为主。往往赞助期一结束，双方即分道扬镳，许多运动队不得不年年找赞助。为运动队解决生存困境也成为当地体育主管部门始终无法解决的大难题。

    无造血机能陷入恶性循环

    “要改变企业将赞助运动队作为短期行为的现象，首先要让运动队和赞助企业都能具有长远发展意识。”范正说。

    “我们希望，企业赞助运动队不仅仅是给一笔钱就了事，而是能关注运动队的发展，协助运动队逐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据范正介绍，现在企业赞助运动队的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运动队拿到来自企业的第一桶金（赞助）后，就等着把这第一桶金坐吃山空，而企业付出了赞助资金后，也以为自己的义务已经尽到。无论是从运动队，还是从赞助企业来说，双方都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

    于是，运动队年复一年的吃第一桶金，而始终徘徊在市场化发展道路之外，NBA俱乐部和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强大生存能力对中国运动队来说成为高不可及的梦想；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企业对被赞助运动队的发展也漠不关心，既不考虑运动队是否需要后续资金，也不会将企业管理的某些经验推荐到运动队去。

    在北京，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女乒。北京女乒培养了中国女子乒坛的领军人物张怡宁，但张怡宁的明星效应不仅难以为球队所用，反而因为年薪高昂，成为北京女队的最大开销所在。近几年，北京女队饱尝赞助难拉的苦果，一边是赞助商走马灯似地不停更换，一边是球队因财力紧张不得不拖欠队员、教练的工资。

    范正说，运动队需要改变固步自封，改革意愿不强的主观原因，赞助企业也应该转变意识，不能再将赞助运动队当作是一种一次性的短期行为，而是能与运动队共同求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