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专家提到，农民工望子成龙的愿望尤为强烈，反映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不畅通。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很多规则没有建立，获取财富有很多办法和渠道。而现在社会已经定型，不接受教育，就不可能改变生存状态。

    李春玲分析，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农民流动自由度增加了，但提干、受教育机会却少了。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渠道不畅通也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陆学艺举例，户口虽然在一些省份已经放开，但实际操作中仍有问题。比如一些地方规定，报考公务员等岗位必须拥有城市户口，从而给农民自由向上层流动制造了障碍。200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曾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文中指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2．1倍”。

    吴忠民表示，社会阶层流动渠道不畅通还表现在：占据高位的人会给位置低的人制造障碍。一些既得利益群体，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利益。如一些机关单位招人，要有人际关系才能进去。相比较而言，受教育这一渠道公平性较大。

    如何疏通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不通畅？李春玲说，政府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和角色意识，充分解决好就业、教育和社会再分配问题，为贫弱者创造和提供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渠道。在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很重视给底层民众提供发展机会，通常由政府投入资金，非政府组织负责实际运作，给底层民众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职业教育机会等。尤其在教育公平方面，政府对弱势群体有政策倾斜，比如考大学时，给社会底层民众一定比例。

    “如果让底层民众觉得没有任何希望、没有机会的话，他们会去犯罪、会仇富、会制造社会不稳定。”李春玲说。

    “最基本的是要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吴忠民说，要让社会底层民众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