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参与研究工作，却在研究成果中署名，这种普遍存在于学术研究领域的“挂名学术”，无异于剽窃。这股学术歪风应予遏制。虽然南开这项管理规定并非治本之策，也不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将可能遭遇“认定”难题：比如某位教师就某项研究提出过只言片语的意见，给某项研究提供过少许资料，给某篇学术论文润润色、把把关，诸如此类的情况算不算“参与”？有时很难断定。但是，此举的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就目前“挂名学术”的实际情况而言，表现最严重的并不是教师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而是表现在行政领导（学校领导、院系领导、政府教育部门领导等）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确切地讲，有时并非行政领导主动要求署名，而是成果实际完成人为了讨好领导，主动将署名权赠给领导，主动要求与领导“分享”研究成果。

    个中主要症结在于，我国学术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学术行政化”趋向：科研项目的立项、科研经费的申领，以及科研成果的评定，都是由各级行政领导说了算，从院系领导、学校领导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个个都是学术研究的领导者，都是包括教师在内的研究者不敢得罪、要竭力讨好的上司。而讨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这些领导的大名署于研究成果之中，把他们“拉”进来之后，学术研究立项、经费、评定等等，一切就好办得多，何乐而不为？

    教师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固然属于学术歪风，但只意味着某位教师获得了不当学术利益；而行政领导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则不仅获得了不当学术利益，而且会在学术研究立项、经费、评定等方面暗藏私心，有所偏袒，将会破坏学术研究的独立与公正。

    所以，严禁教师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还远远不够，而更应严禁行政领导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名。南开出台的这个管理意见，不应只将矛头指向教师，而更应该拿学校管理者开刀，从管理者自身做起，一靠自觉自律，二靠严格规定，让管理者远离“挂名学术”，给教师们带个好头、做个示范。如果学校领导热衷于“挂名学术”，热衷于在未参与的研究成果中署上大名，又怎能要求教师不这样做？

    当然，从根本上讲，要求行政领导远离“挂名学术”，关键在于破除目前的“学术行政化”，当学术研究的立项、经费、评定不是由行政领导说了算，研究者不需要看行政领导的脸色，那么即使领导们想署名，恐怕也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分享”研究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