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的洗礼

    早上7时15分，53岁的煤矿工人张沛被推进手术室。躺在洁白的手术台上，他一言不发，神情略显紧张。他正等待接受“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手术”。

    这一天是2006年4月12日。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四周异常安静。而若在夏季，这里早就游人如织了。

    8时30分，在全麻状态下，医生把一根“Y”形导管插入张沛的口腔，用来进行左右两肺的“气、水”分隔：一侧肺由麻醉呼吸机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另一侧肺则连接管道进行灌洗。

    “咕咚咕咚”，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液体倒入仪器的声音异常响亮。1000毫升澄清的氯化纳液体沿着粗大的导管一次灌入张沛的肺里，冲刷、裹挟着沉淀在里面的煤粉。不到3分钟，从引流管缓缓排出的液体，已变得浑浊不堪。

    3个多小时，共有10瓶总计10000毫升的液体进入张沛的肺里。从肺里灌洗出的液体被回收进几只大玻璃瓶。待瓶子静置几分钟，拿在手中细看，上方的液体中悬浮着一些灰色的絮状物，而底部，是密密的一层黑色煤灰屑末。

    12时许，手术仍在进行。回收液颜色逐渐变浅，从黑色变成灰色，直至接近无色。

    13时11分，手术结束。

    张沛是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一位有着30年矿龄的老钻工。早在1995年，因为二期尘肺病，他在这间手术室接受过同样的治疗。两天前一进医院，张沛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给他做手术的尘肺科主任陈刚：“大夫，您还记得我吗？我又来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黑瘦的张沛脸和脖子布满红色的斑块，但精神不错。他声音很大，嗓音沙哑，说话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

    他讲起熟悉的井下生活：工人们开山放炮时用干风钻凿岩。电钻一开，岩石粉、石渣随风四处飞溅。鼻子里堵得全是颗粒大小不一的渣子，需要用手抠出来才能呼吸。每天收工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吐的痰都是灰色的。

    1990年前后，张沛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夜里，经常一口气上不来被憋醒，靠着被子坐许久才能再慢慢入睡。以前结实的身体突然垮了，原本轻松的活儿也变得吃力起来。1995年，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此次，和张沛一同来洗肺的，还有他的十多个同事。前年，矿上进行了一次体检，但始终没公布结果。直到这次来之前，这十几个人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你们去洗洗肺吧。”张沛没有多问。他知道自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其实，矿上像他这种症状的人并不少见。

    举着张沛的胸部X光片，陈刚主任指点着上面密布的“蜘蛛网”介绍，张沛呼入的粉尘末，都是入侵人体的异物。人体要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结果就在肺内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包围圈”。在显微镜下观察，“包围圈”的中心是极细微的粉尘，周围是与它们展开过斗争的“吞噬细胞”，以及密密匝匝包绕的纤维组织，像横切开的洋葱头一样。这样的一小块结构，在医学上称为“矽结节”。虽然它的直径只有几个毫米，但是这些矽结节广泛分布在肺里，占据了肺泡的位置，使患者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

    渐渐地，这些矽结节越长越大，后来会相互融合，成为直径十几厘米的大团块，正常的肺组织被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取代了，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呼吸功能，直至呼吸衰竭，最终死亡。

    据介绍，目前世界上也没有能治愈尘肺病的特效药。洗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缓病情的发展，但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病情。

    1995年洗肺后，按照治疗要求，张沛应该脱离井下作业。因为已经受到创伤的肺如继续接尘，病情将加速恶化。但现实的情形是，张沛的儿子正在上中学，在矿井做后勤服务的妻子收入极低，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于是一天也没犹豫，张沛重返原来的岗位。直到1997年以后，张沛的工种变成“钻机维修”，但仍然是在井下工作。

    10年里，张沛所在的煤矿，年产量已从30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每吨煤的价格也从几十元上涨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业的这个春天里，正在继续“枯萎”。

    即使如此，在医生们眼中，像张沛这样的国有煤矿尘肺病患者，其境况远不是最窘迫的。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医生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最最悲惨的是那些农民工，得了病没人管只能等死，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梦断矿山

    30岁的杨国焰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一件破旧的蓝色条纹西服穿在身上，就像被挑在一根竹竿上。当他说起话来时，像是有一只风箱在你耳旁拉来拉去。

    杨国焰11岁上学，16岁小学毕业，之后在寨子里种了两年地。直到这时，他还不曾离开过贵州省天柱县柱溪乡的地盘。这里，因为承接着大自然的丰沛雨露，树绿山青，空气清新。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他浑然不知。

    18岁那年，同寨的一个伙伴随口对他说：“跟我去矿上打工吧，一天能挣二三十呢！”

    杨国焰不信：“干啥能赚那么多钱？我没技术，人家要吗？”

    “肯定要！你那么壮，哪个会不要呢？”那是1994年，杨国焰说那时的自己，身体结实得像头小牛，和寨子里的年轻人摔跤打架，从来没人赢过他。

    天柱县附近的大山里那几年开了不少小矿。一个拉上一个，渐渐地，寨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吃饱家乡的饭食，深吸一口甜甜的空气，再看一眼期望过上好日子的妻儿老小，转身沿着田埂走出山去，奔向那些个给他们带来梦想的矿山。自然，没有人想得到，离家的人们，会带着灰色、黑色，甚至花岗岩一样颜色的肺回到山寨。

    杨国焰的工作是打炮眼。“塞进雷管，点着炸药，只听‘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四周全是灰，两米以内的灯都看不见了”。

    从那时起，他断断续续在四五个小矿井打过工。一次干几个月，挣上两三千，就回家待几个月，没钱了再出去干。

    生活条件明显好转的杨国焰娶了邻寨一个姑娘。结婚几年，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可就在这时，他的衰老进程明显加速。

    2000年，杨国焰感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稍微干点重活，就像扛了千斤重担一样沉重，“气只能喘到一半就喘不动了”。开始他以为是支气管炎，可无论打针、吃药，怎么也治不好。两年以后他被确诊为三期尘肺病。

    杨国焰不敢再去矿上打工了。

    可光在家里种地，入不敷出，一年下来，净收入源自每斤3元多钱卖掉的家中仅有的两头猪。他一狠心，远到浙江打工，在工地上帮人家剪钢筋。别人每月能挣一千多元，他干不了重活，每月只能挣到四五百元。

    不久，他在浙江碰到一个同寨人。老乡告诉他，他的妻子跟别人走了。临走前丢下一句话传遍了寨子：“谁会跟个半残废人过日子呢？”

    杨国焰没有怪罪妻子。他赶回老家，把孩子委托给一个乡亲，一个月出50元，请人家帮着做饭洗衣。

    他和几个一起打工的人去找以前的矿主，希望讨个说法，但被臭骂一顿，还险些遭打。他们也想去法院起诉，但因他们与矿主之间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无法确立劳动关系。他们当中有人一年去几家矿，有的干了两年就再没去过，劳动与患病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最后只能作罢。

    为了洗肺，杨国焰拿出这几年在浙江的全部存款，又在寨子里挨家挨户借了4000元，总算凑够了洗肺要花的8000元。

    “寨子里得这个病的已死掉四五个了。”杨国焰像在说别人的事情，看不出一点伤痛，“能借到钱的就来治病，借不到钱的在家等死。”

    漫长的沉默中，杨国焰肺里“拉风箱”的声音在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不知说什么好，我匆匆说了声“保重”，起身告辞。

    第二天，突然想起忘了给杨国焰拍张照片。可陈刚主任告诉我，他已经离开医院。前一天的检查结果表明，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这是尘肺病最常见的合并症。有肺结核是不能洗肺的，否则非常危险。

    “他说来之前就知道。”陈刚翻看着病历，“但是因为上不来气太痛苦，太想洗肺了，故意隐瞒了病情。”

    我有点接受不了，觉得病人抱着满腔希望而来，却满腹失望而去，实在有些残忍。

    陈刚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他讲起一个故事：去年3月，来了一位背着氧气瓶的病人，42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60多岁。他的呼吸已经明显衰竭。为了筹钱治病，他把家里惟一的一头牛都卖了。但他这种情况，根本上不了手术台。一听不能手术，他一下跪倒在陈刚面前。

    “作为医生，我每天跟那么多病人打交道，这时仍然感到钻心的痛。”他说，“尘肺病一旦到了晚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昌明的现代医学这时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活活憋死。”

    张沛和杨国焰只是中国上千万煤炭大军中两名再普通不过的矿工，但他们用眼睛、双手和肺，一同见证了十多年来煤炭行业的春暖和秋凉。

    白伤猛于红伤

    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老主任车审言也用自己的眼睛和手术刀，见证了尘肺病在中国的发展史。

    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各矿务局每年夏天都往北戴河送疗养员，这是当时煤炭系统的一项传统福利。矿工们来疗养时，常常有人找到医生，说自己咳嗽、胸闷，要求借疗养的机会顺便治病。经过检查，他们几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病——尘肺病。

    1988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整体不景气，很少有矿务局再送工人过来疗养了。北戴河疗养院只能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车审言很清楚，对矿工来说，最迫切、最需要的当然是治疗尘肺病。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和准备，1991年3月15日，尘肺科首次为患者成功施行双肺灌洗手术。当年总共洗了45只肺。这些人，大多是矿务局送过来的疗养员。

    此后，车审言和同事经常到矿山寻找病源。“我们一说尘肺病的症状和危害，呼啦一下就围上来好多矿工，边听边使劲点头。”说起那段历史，车审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煤矿的领导不欢迎我们，甚至私下说，求求你们快走吧，工人们要是都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就没法干活儿了。”

    那些年，车审言在矿山亲眼目睹过不少重度尘肺病人。他们普遍的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要保持跪姿，最后往往发展成肺心病。“那就不仅仅是肺的问题了，而是全身多个脏器的全面衰竭。其状之惨，让人不忍目睹！”

    怀着对尘肺病患者的同情，每次手术中，车审言都把使用的灌洗液的瓶盖留存下来，存多了就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再把换来的钱全买成贝壳项链，病人洗完肺要走时，她就送上一条。说到这里，车审言掉下了眼泪，她摘下眼镜，抽泣着说：“花几毛钱买的小项链，会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说要带回去送给老婆、孩子，因为他们自己根本舍不得买。”

    即使车审言们如此努力，整个90年代，疗养院的病员还是越来越少，直至2000年，来洗肺的病人仅有60多名。但最近这两年，车审言发现，尘肺病人群有突然爆发的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尘肺村”。比如浙江泰顺的一个村庄，曾经有二三十名尘肺病人一起结伴来洗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轻的患者，“胡子还没长出来就已经三期尘肺了”。

    卫生部刚刚发布的数据也在印证着车审言的感觉：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尘肺病病人累计已超过60万例，死亡17万人。每年新增上万人。

    “全世界的尘肺病患者，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中国的尘肺病患者，煤矿工人又占一半。”车审言介绍，“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国家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3倍还多！”

    据主任医师马国宣介绍，发达国家如今基本已消灭了尘肺病。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早在1995年便建立了全球消除尘肺病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消灭尘肺病。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承诺。

    而现实的情形比简单的数据还要严峻。据陈刚透露，所谓“60万”的尘肺病人数，仅仅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按照在全国煤矿总产量中的比重，地方、乡镇，甚至私人煤矿的尘肺病病例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实际数字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中国煤炭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马骏预言，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前后，尘肺病将成为中国农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形势不等人啊！”马国宣几次重复着这句话。

    尽管尘肺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已引起中南海的高度关注，经温家宝总理批示，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已于2004年11月成立，同时启动了尘肺病康复工程。但截至目前，该基金会仅收到18家企业的4000多万元捐款。

    “这笔资金对于众多需要救助的尘肺病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马国宣翻看着厚厚的病人档案说，由于资金和能力所限，康复工程主要面向会员单位的尘肺病人。大量返乡的煤矿农民工，不在康复工程的范围内。

    “何况，我们现在总共只有10个医生，两个手术台，每年只可以给300多名病人洗肺。如果增加到4个手术台，每年最多可以洗600多人。即使这样，上百万的病人什么时候才能洗完？”马国宣苦笑着摇头。

    一位多年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报道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对于矿难等“红伤”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激动，“因为尘肺是把钝刀，杀人不见血。它不传染，不会马上威胁生命，更不会导致旅游萧条、餐馆歇业，而且‘牺牲’的往往都是农民工！”

    富饶的贫困

    一个月来，尽管采访了数十名患者、医生和相关人士，听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讲述了大量煤矿工人的艰难与辛酸：矿井下那黑漆漆的巷道、弥漫的烟尘和不绝于耳的咳嗽声，以及煤矿昔日的衰败与今日的繁荣，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那一切似乎都不够真切。

    煤矿工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怎样生活着？是什么让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忍受尘肺的折磨？煤矿工人到底怎样分担着时代高速发展的成本与收益？特别是那些尘肺病患者，难道真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他们的肺，在追赶急驶的GDP车轮时衰竭而死；他们的肺，在为富不仁的矿井中窒息而亡。

    我决定亲眼到矿山去看看。据说，想了解中国的煤矿要到山西，距太原市不到40分钟车程的西山煤电集团就是个不错的样本。

    从太原市开车上山，目的地是西山集团下辖的已有50年历史的官地矿。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视察过这里。

    一路上，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沿途两侧的山坳里，隐藏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私人煤矿，其中大多数没有生产许可证。对此，大家虽心知肚明，但因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睁一眼闭一眼。

    到达官地矿，无法取得下井许可。我只好爬上护栏观望黑洞洞的井口。真是好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啊：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装载着原煤的轨道车驶出矿井。一节车厢装煤3吨，一车20节左右，可以装煤约60吨。

    有关人员介绍，该矿去年产量达到423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即将开工的总投资超过三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第一条地下输煤管道，入口在官地矿井下300米深的储煤仓，出口位于太原第一热电厂附近，完工后将使该矿年产再增加300万吨。

    资料显示，官地矿7000多名职工中，有近3000名一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正式工的比例很小，一般是班组长和一些技术工种。农民工又分为农民合同工和农民轮换工，合同年限1年至8年不等。

    官地矿每班下井人数800多人，每天三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以前矿山效益不好，逢年过节都会放假，但从2003年以后，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下午3时，上早班的工人坐着绞车升井了。早班的工作时间是早6时到下午2时。但工人从井口坐上绞车，首先要穿过8700米的大巷，历时40分钟，再下车步行2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这样，每天在井下的时间实际上大大延长了。

    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钻出绞车的矿工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28℃的气温下，他们个个身穿劳动布制作的厚棉服，脚踏黑色胶靴。全身上下，除了牙齿白得耀眼，到处都是乌黑的，尤其是鼻孔下面的两道黑，分外显眼。

    “怎么不戴口罩呢？”我走上前问。

    一群人哄的笑了：“在井下哪有人会戴口罩呢，本来就闷得上不来气。”

    这群人，几乎全部来自晋南的贫穷山区。矿上每年到几个定点的偏远地区招工，经济条件稍好的地区，根本不用去，也没人会来。

    矿井两侧的山上，错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矿工们自发形成的村落，当地人称为“棚户区”。山上没有路，只有一条踩出来的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往山顶。我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上山，随便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

    这是矿工翟谷（应被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的家。他的妻子徐芳（化名）今年27岁，儿子上小学一年级。8年前，来自山西运城农村的他们花500元买下这座房子时，屋顶只铺着块破油毡。陆续花了几百元修理，才能够勉强遮风挡雨。

    “别的还能将就，就是没水。”徐芳指了指地上的两只小塑料桶，又指了指儿子，不好意思地说：“旁边的山上有个水塔，都是俺俩去提水的。”

    我举起相机对准徐芳，她的脸刷地红了，慌忙用手挡住镜头低声说：“俺们是受苦的人，别拍了，丢人呢。”

    来自山西的有关资料显示，到2005年底，这个省仍有9．4万户，共计25.6万煤矿职工住在“棚户区”。大同的同煤集团的70万职工家属中，目前仍有16万人住在自建的“棚户区”内。

    这些“棚户”是矿工们自己建造的，反衬着煤矿行业节节上扬的业绩神话。

    据报道，2003年中国煤炭产量达到 16.67亿吨，比2002年增长22.6％；2004年达到19.56亿吨，同比增长17.3％；2005年继续增长为21.1亿吨。

    中国煤炭协会一名副会长说，近几年累计投资煤炭的资金已达2000多亿元。全国煤炭行业的投资2003年为437亿元，同比增长43.3％；2004年为702亿元，同比增长60.8％；2005年对煤炭的投资接近900个亿，同比增长50％左右。

    由于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在山西这片昔日贫瘠的土地上，随处传诵着“煤老板”们富得流油的神话。特别是“2005胡润能源富豪榜”发布之后，公众的传闻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有关煤老板们的暴富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次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的新闻。一位山西记者向我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悍马的身影。那真叫一个霸气，轮胎和坦克的一样宽。”

    除了购买豪车，据说煤老板们还喜欢购买豪宅。他们的目光多投在北京、上海，当然广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城市的豪宅区也能发现他们的身影。据说，在北京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等高档楼盘，经常可以看到山西煤老板们开着豪车出入。去年煤老板们组织的上海购房团，其团员身家的门槛是5000万元。

    一位山东记者绘声绘色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几个山西来的煤老板到山东办事，顺便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带回家，可因为东西太多乘飞机麻烦，老板们大手一挥：“那就顺便买几辆商务车一起带回去！”

    在煤老板们如此炫目的生活背后，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在拼命超产。然而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比重不升反降。

    据安监总局测算，中国国有煤矿的安全投入缺口巨大，生产设备超期服役的约占三分之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非国有煤矿投入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资料显示，我国对煤矿安全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是3．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说：“全国国有煤矿累计的安全欠账非常惊人！根据测算，今后三年内，至少需要投入约518亿元资金才能清欠这些陈年老账。”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风口都被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经费。在张沛工作的露天煤矿，许多地面土方工程都承包给了私人工程队，但他们连降尘必备的洒水车都没有。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司长宋元明断言，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现在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其实大大降低了。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出身煤矿家庭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张昶曾利用暑假时间做过一项调查。在陕西省某大型煤业集团，井下一线工人的年收入，不到中高层管理人员年收入的5％。与之对应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井下工人的工资在70元以上，即便是矿长（相当于正处级二级生产部门负责人）月工资也只有72元左右。也就是说，20多年来，管理人员年收入的上涨幅度是一线矿工上涨幅度的24倍之多。

    “煤价上升带来的收益是别人鱼塘里的鱼，看起来眼馋，事实上却离自己很远。”张沛酸楚地说。

    在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标本室里，一个木柜子里摆着十几瓶液体。这些都是尘肺病患者洗肺后的回收液：灰黑色的、乳白色的、砖红色的、墨绿色的……不同的颜色，源自不同工种矿工的肺。

    主任医师马国宣指着一个被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灰黑色的肺部标本说，这是一个长期被煤尘摧残的肺，几乎已经全部纤维化，它的重量超过正常肺的一倍以上。她永远不能忘记，那次她参与一个尘肺病人的尸检，当她的手术刀割在尸检病人的肺上时，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感觉像切在石头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