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推出的《半生多事》里，王蒙详细记述了自己从出生到“文革”结束的历史，写到了父母以及创作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风波，还有在新疆16年的生活对其人生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国文人提及父母大多要为之避讳。然而王蒙在自传里似乎并没有遵守这个“潜规则”。父亲如何与母亲、姨妈打架，母亲如何向各界名流状告父亲行为不端，都在王蒙笔下一一呈现。王蒙说：“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这部作品引发的争论至今仍经常被提起。王蒙在《半生多事》里也没有回避写作这部改变了他一生的作品的风波曲直——从写《青春万岁》到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写作中兴奋地把全篇背诵下来，再到小说发表出来后引发讨论，到产生巨大反响时的乐不可支……整个事件发展和心路历程一同跌宕起伏。

    书中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这与他16年的新疆生活密不可分。提起这段经历，以敢于做重大决定自豪的王蒙至今仍充满着浪漫的情怀。自传中的小标题就透露着这种浪漫情怀：“红旗如火”、“大漠孤烟直”、“快乐永存”……王蒙坦承自己想去新疆是因为“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魅力”。初到新疆，面对迥异于北京的风土人情，王蒙发出了“伟大的中国，你究竟了解了多少？”的疑问和感慨。当时，王蒙和新疆各族人民打成一片，大家一起在麦场上扬场，有时候轻松地休息，有时候连夜赶场，休息时一起吃瓜，感受劳动的快乐；在生产大队，他和队里的出纳在路上相遇，两人就在路边的青纱帐里，用自行车铃盖当酒杯为友谊和家庭干杯……

    与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王蒙也有着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苏联情结，苏联是王蒙青少年时代向往的天堂。他将“苏联”和“革命”、“爱情”、“文学”并列为自己青年时代的四个关键词。几乎在自传面世的同时，被王蒙称为“首先是我的心史”的《苏联祭》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无意于从学术层面探讨苏联问题的王蒙，用理性、冷静、务实的态度面对历史的苏联和现实的俄罗斯，就像面对自己的灵魂，面对自己的经历一样。面对，记下，并且说出，这就是这一本《苏联祭》的由来。

    在《苏联祭》中，王蒙讲述了许多苏联故事：在周末，被严实的窗帘遮住窗户的饭店，里面传来节奏明快的迪斯科音乐，门口站着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气愤喊叫的妇女；在电影节上，被五颜六色的灯光，嘭嘭当当的打击乐，披着长发、涂着蓝眼圈、四肢和全身扭摆着的女子共同“全新演绎”的《喀秋莎》；在塔什干一说中文就显得紧张和吃力，在信上，汉字却写得相当不错，文句通畅无误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