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对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那是我一生中很沮丧的时候。”他用中指推了一下镶边眼镜，耸一下肩膀表达无奈。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

    “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

    “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座，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贝淡宁也非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准备。不过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经验”。

    结婚之后，贝淡宁曾和夫人讨论去哪里发展事业。“我们分别来自东西方，很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兼容东西文化的地方。当时认为最佳选择无疑是新加坡或中国香港。”

    贝淡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上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是哲学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来自亚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频频对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人“几乎毫不怀疑一个有着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社会，要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适合他们”。这样的观点再辅之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确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自然也吸引着贝淡宁。“我那时认为，新加坡是我学术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发现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时，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党员。在他被替换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记者注）。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时，学生们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后没再续聘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贝淡宁称，这种情况在他北京的教学生涯中从未出现过。“清华大学并没有明确指示我应该讲些什么。我提出了一个授课提纲，很快就获得了院方的许可。我给研究生开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和‘战争伦理’课程，学生的课堂发言很精彩，同事们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们讨论任何事情。”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虽然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但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切事务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

    “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

    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后，贝淡宁接受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谈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问题。文章见报后，记者打来电话向他致歉：因为他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意见发表了，而他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在功能上和现代人道主义干涉相似的观点则没能刊登——《孟子·公孙丑下》里记载了燕国“虐其民”，孟子赞成同为诸侯国的齐国去讨伐燕国，发现齐国并不善待燕国的人民后，孟子又说他赞成伐燕，却没有说明该由谁来伐燕。贝淡宁的理解是，孟子支持由一个有道德的“天子”来发动战争，这和“正义战争”要区分士兵、平民，以及尊重当地人生命和意愿的原则是类似的，即战前要有“善”的动机。

    “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真让我吃惊。”贝淡宁说，“如果在新加坡，很难想象一个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

    几个月前，贝淡宁为英文杂志《Dissent》撰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在中国生活和教书的趣事。不知谁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公布在网上。其中一段解释他来清华教书的动机，是因为“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一见面，贝淡宁就急着向记者申辩，翻译曲解了他的原意，“这会显得我很傲慢”。

    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讨论人道主义干预时，我问学生，如果自家的邻居间发生屠杀，比如父亲杀害了儿子，你们是否要干预？多数学生同意应该干预。我又问，如果在别的国家发生屠杀，这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呢？但马上有学生会提出主权问题。”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

    但他还是感谢学生们在课堂上的精彩发言。课前，贝淡宁会给全班学生发电子邮件，布置下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并要求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必须要在中途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而不是要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有些学生会因听不到贝淡宁本人的观点而失望。但学生刘文嘉却说自己并不觉得失望，因为那些问题“离课堂很远，和学术无关”。

    也有学生习惯在课后给贝淡宁发邮件，对课堂内容发表不同的观点。贝淡宁把这解释为中国学生的“含蓄”。“他们或许认为，在课堂上发表不同见解，是对老师不尊重。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我其实很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好奇，也很聪明，有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一个叫张容南的学生，和我讨论关于女权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她批评得很对。”

    “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6月3日刚刚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的哲学系学生李万全说，他即将去新加坡攻读博士，方向是社群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他承认是因为“受贝尔老师的影响”。

    在贝淡宁的课上，还有来自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学生。“遇到讨论文化多元主义时，我们会请韩国同学发言，遇到讨论民主进程，台湾同学也会谈谈台湾的状况。但是我们都很有分寸，不会在课堂上讨论过于敏感的话题。”一位同学介绍。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

    到中央党校开讲座

    贝淡宁曾经玩笑性地探问班上那位旁听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党校讲课？旁听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没过多久，这位旁听生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我很疑惑，一个外国政治学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讲课吗？”贝淡宁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听生一本正经地回答，“中央党校正在修改过去的政策。只要经过副校长批准，老外现在可以到中央党校讲课。”

    不过在讲什么的问题上双方一时都有点犯踌躇。还是旁听生机灵，他张口便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嘛。”

    贝淡宁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呀！你知道我从小说英语，这对中国学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旁听生为他鼓劲：“别推辞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讲的。说定了，我明天来接你。”

    无论对贝淡宁还是对中央党校来说，这都是一次陌生的体验：贝淡宁对校园和学校的历史感兴趣。他遇到几个说藏语的女孩，并吃惊地得知她们未来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级干部；而当他在学生食堂排队时，学生们看着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讲的题目当然不是贝淡宁熟悉的政治哲学，而是如何学习英语。“我讲的其实是我学习汉语的经验”。贝淡宁眼睛里闪过一丝笑容，有点像小孩子般得意。有个女孩子问他如何尽快提高英语水平？他当即告诉台下，你们可以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认识我太太后，开始学习中文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问的女孩子，当时她的男友其实就坐在她身边。”

    有学生问，在英语学习方面，是应该听BBC还是VOA？贝淡宁回答：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因此听BBC可能更好些。台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一个老外居然也会这么说话。”

    据中央党校的学生回忆，那天的气氛“相当幽默”。有人顺带还提问了有关社群主义的问题。“事实上，除了校门口有警卫站岗，我们和别的学校也没什么区别。”中央党校的一位学生说，“其实我们的课堂讨论相当活跃，学生们兴趣广泛，阅读英文书籍。可能只有在贝淡宁教授的眼睛里，中央党校还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吧。或许这也是他总把来中央党校做讲座当作一件光荣的事到处讲的原因。”

    事实上，彼此间的确存在着某种隔膜：当贝淡宁听说中央党校有教授阅读过他的《东方遭遇西方》一书时，他当时表现得很吃惊。

    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打趣地问他，是否应当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来了。贝淡宁当即回答：“找个说英语的男人容易，然后带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像我的情况一样。”

    在场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一说政治，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联想到小学、中学，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记的教条。怎么清华现在请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们过去学的政治有什么异同？”其实，清华自动化系学生小孔的疑问，也是大多数人听到“老外在清华教政治”时都会生出的疑问。

    而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看来，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聘请外籍教师是清华实施“国际一流大学”计划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文科学科群中，经济学、管理科学等多年以前就开始聘请外籍知名教授了。

    国内外许多学者常常将42岁的贝淡宁与哈佛大学声名卓著的另一位87岁高龄的丹尼尔·贝尔搞混淆。为了不造成更大误会，贝淡宁恢复使用自己的中间名丹尼尔·A·贝尔。虽然在当代国际学术界，清华的贝尔尚无法与哈佛的贝尔比肩，但也正是这个贝淡宁，被西方学界公认为“社群主义（一译‘当代共同体主义’）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贝淡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东方遭遇西方》早几年已被翻译成中文、日文等多国文字。

    万俊人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是现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便注意到贝淡宁的研究成果。其后，他们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结识的西方学界学者朋友很多，为什么聘请他呢？”万俊人教授自问自答，“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是我们选择优先发展的哲学重点学科。而贝先生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儒家伦理非常重视，并有独特研究。他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职意向、时间安排都是原因。在我们聘请贝先生的同时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谈。他之所以最终决定接受我们的聘请，也与他本人对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的认可有很大关系。贝先生的加入，毫无疑问，对于清华哲学系优先发展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一发展战略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清华大学聘请外籍哲学教师讲授政治哲学一事的众多疑惑，万俊人教授解释道：“如果你了解哲学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历史沿革，如果你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有较深的理解，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聘请贝先生了。哲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知识门类。任何一所像样的大学都拥有其健全的哲学学科或哲学系。伦理学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一哲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一直被看作是哲学这只‘黄昏起飞的猫头鹰’（黑格尔语）的两翼，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和现实问题的两只眼睛。国际上一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学系都把重心放在这两个方向上。哈佛大学哲学系现有教师16人，半数以上是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教研工作的。这也是‘哈佛哲学’能够成为‘美国哲学’的代名词并构成‘美国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缘由之所在。”

    万俊人教授认为：贝淡宁先生关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伦理学研究和课程，关于国际战争的政治研究和课程，以及他对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课程，都为清华哲学系的师生提供了独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识镜像。

    “政治哲学不等于政治活动本身，”万俊人教授特别强调，“我不认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哲学有什么学术以外的困难和限制。相反，我认为，当今中国学界和教育界不仅为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而且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经验教训也为我们从事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而丰厚的实践资源和理论动力。”

    他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闭的国度。我可以负责地说，我们不会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学教育。相反，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寻求一种既合乎国际惯例，又切合中国高校实际的教学科研管理模式。据我所知，清华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教案审查之类的东西，无论是对外籍教师，还是本土教师，都是如此。”

    “我还可以告诉你”，万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多次访问过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同行和名家，他们不仅都知道贝淡宁其人其书，而且对于清华大学能够聘请到他正式执教感到吃惊。你应该可以想象，我作为他的中国同事的喜悦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

    很多人问贝淡宁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语言上课？

    他说，希望是中文，但实际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课，有将近100个学生来，第二次来的人不到20个，我有点沮丧。后来我听说很多人来上我的课是希望锻炼英语，发现听不懂之后，就不来了。”

    随着贝淡宁汉语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课比例在加大。他也开始接受汉语提问，因为他能听懂大部分内容。但如果提问者有浓重的地方口音，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他就得要求重复问题。

    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刘文嘉评价贝淡宁是个“认真的学生”，每次课前，他都会做预习，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写好英文注解。“他会提很多问题，有的是我们根本不会想到的”。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了齐宣王要召见孟子，孟子觉得他不敬尧舜之道，托病不见。贝淡宁读到这里，反复问刘文嘉，“你确定孟子真的没有生病吗？我说我确定。他又问，孟子没病，不是欺骗齐宣王和他的弟子吗？我解释说，中国人认为善有大小之分，为了大善，可以抛弃小善。但他认为孟子撒谎，对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响的。我想那大概与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关。”

    “古汉语里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时只是为文字通达，如果硬要追究每一个字的确切含义，反而不得其要。有时，我会告诉他，中国的哲学很多是文学化的表达，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对文本一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适。”

    在贝淡宁的意识里，刘文嘉为他辅导古文，理应得到报酬，但刘文嘉却婉言谢绝了。“这是另外一种文化差异：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为老师做一些事，是表达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报酬。而西方人则把学术和经济分得很清楚。”刘文嘉说。

    “老师后来用比较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请我吃饭。”刘文嘉笑道。为了更公平一些，贝淡宁还想出个好主意：教她读英文翻译的《中庸》。很快他们就发现，外国人的翻译存在着很多误解。比如，中国的“诚”，翻译过去成了“创造性的”。“贝老师当然也会赞同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阅读的翻译过来的西方哲学，也会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他现在已习惯称呼同行为“老师”，而不像西方学者那样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样的方式，“把对方撕成碎片”。他会像中国同行一样，在对方发言结束后委婉地“补充几句”，其实是在批评对方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中国居住了几年后，贝淡宁回加拿大探亲，临别时母亲把他送到门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为什么你不送我去机场？”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中国人在机场、车站送别的方式。只有从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这样的生活细节上，别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

    “中国的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教授，社会地位很高，‘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早已成了陈年往事。这就是变化！”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