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35岁的王庆平为救战友而牺牲了。他的逝去，给父母、妻儿以及他关心过的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庆平真是个细心的孩子

    2005年2月22日清晨，王泽富穿好衣服准备下床，电话铃声响了。

    “您是王庆平的父亲吧？”电话那边的声音低沉，“王副教导员昨天训练时为了救一个战士牺牲了。”

    王泽富蒙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秒种后，他缓过神来，一下子就嚎啕大哭起来。

    “你这是咋了？”旁边的王富英吓坏了，她从来没见丈夫这样过。

    王泽富努力说出几个字：“咱庆平——牺——牲了。”

    “你说啥！”王富英当场晕了过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泽富说：“庆平参军以后，工作特别忙，一年就休假回家一次。每次回来，他白天陪我们聊天，晚上就帮家里修东西。电线出毛病了，水龙头松了，都是他修。”王富英指着客厅的冰箱和电视机说，“这些都是庆平买的。他工资不高，但是给我们买东西都买好的。庆平总说，‘多花点钱不要紧，要是总出毛病，你们俩也不会弄，太麻烦了。’”

    “你看，电视机下面的那个柜子就是庆平去年回来帮我们换的。原来的那个比这个高，我们躺在床上看电视要抬着头，时间久了脖子就很累。他回来看见了，也没和我们说，就帮我们买了一个低的。”王富英停顿了一下，“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他一个人吭哧吭哧地搬着柜子进来。我一看，孩子身上全湿了。”说着她就哭了起来。

    “庆平真是个细心的孩子。”王泽富让记者到卫生间去看，淋浴的阀门下面用透明胶贴着两张小纸条：左边用蓝笔写着“冷水”，画了一个向左的箭头；右边用红笔写着“热水”，画了一个向右的箭头。他说，“这是庆平怕我们分不清往哪边是热水特意标上的。”

    “我现在一看见大高个儿，就觉得像庆平。”王富英说这句话的时候，两位老人的眼泪又落了下来。

    “最浪漫的事”无法完成

    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王庆平的骨灰旁，汤梅放了件特殊的陪葬品——一张CD光碟。光碟里有首歌：《最浪漫的事》。

    婚后的第一个生日那天清晨，汤梅宿舍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却没有人说话。就在她想挂电话的时候，另一端却传来缠绵的歌声：“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王庆平特意为她点播的歌曲。从此，这首歌对王庆平和汤梅有了非常的意义。

    在王庆平遗物陈列室里，有一件东西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张王庆平亲手制作的木板床：长6尺，宽3尺，边上装了6个滚轮。这张简易的木板床，伴随王庆平度过了一个个夜晚。

    1999年7月，王庆平和汤梅的儿子乐乐出生了，小两口儿的生活从此被注入了无尽的快乐。但是房间太小了，而王庆平经常加班到深夜才能回家。如果睡在一起，汤梅和孩子总要被吵醒。王庆平找来几块木板，拼成了一张床，又在床边安了6个小滚轮。

    此后，王庆平白天就把它竖起来靠在走道边上。夜里加完班回来，王庆平就蹑手蹑脚地把它推到屋里，在床板上轻轻铺上被褥，走到床边看一眼熟睡的妻儿，然后睡到自己的木板床上。

    在王庆平原来的同事张彤霞陪同下，记者来到王庆平家里。他家在一幢老式的筒子楼里，房间只有14平方米大小。整个房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阳台上乐乐画的儿童画，满满贴了一墙，五彩缤纷。看到这样的房间，不知情的人很难感觉出男主人已经不在了。

    “他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

    与通信站一街之隔的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223弄，是一条上海老弄堂。这条弄堂的201号，住着老人杨宝勤、汤中贤夫妇，他们分别已届87岁和80岁高龄。杨宝勤原来是中学老师，而汤中贤退休前当了十几年的幼儿园园长。

    这两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相濡以沫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膝下无儿无女。随着岁月的流逝，进入高龄后，他们的生活遇到了很多困难。

    1997年8月，王庆平开始担任通信站二连的指导员。从此，他就带领通信站的战士到附近的孤寡老人家里，帮他们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看病买药、陪老人购物。也正是从那时起，王庆平和他的战友们成了两位老人家中的常客。

    “他来我们家，和普通战士一样，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我从来不当他是官。”向记者说起王庆平时，汤中贤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和老伴儿从心里觉得，他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

    “每次干完活儿离开，他都会说，‘汤老师，有事打电话。’”汤老师说，“他这句话，让我们老年人听了心里暖烘烘的，感觉有了依靠。”

    去年正月十五，一大早，杨宝勤、汤玉贤和其他的孤寡老人聚集到布置一新的居委会老年活动室。大家脸上喜气洋洋，以为很快王庆平就会带着通信站的战士们来和大家一起过年。但是，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就是不见王庆平的影子。

    老人们觉得奇怪，就给站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战士说，“我们副教导员昨天为救战友牺牲了。”大家都不信。愣了一会儿，有人说再打一个电话过去问问。这次，老人们得到了和上次一样的答复。“所有老人都哭了。大年初一他还和我们一起包过饺子啊！”汤老师流着泪说。

    后来，老人们让居委会的同志把墙上挂着的横幅、大红灯笼都摘下来，又从自己家里和居委会的存档里找来了王庆平的照片挂上。看着满墙的照片，原来的联欢会变成了老人们悼念王庆平的追思会。

    “现在，我们看到穿军装的人就觉得特别亲。”汤老师说，“每次走过通信站门口，我和老伴儿都觉得我们有亲人在里面。”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