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系统的商业贿赂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估计没有几家医院敢说自己跟医药代理商、回扣之类毫无瓜葛。广东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的140名医务人员集体受贿，不过是一潭浑水中泛起的一点水花，给公众因太多愤怒而变得麻木的神经，一些轻微的刺激。谁都知道，这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在你走进医院之时，依然得面对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大处方、高价药费甚至使用假药旧药的惶惑不安。

    新会医院只是一家有100多张床位的二甲医院，但两年内三任院长竟然都因受贿被捕。其中一任院长，两个月内收受贿赂134万元。互联网上，此条新闻下面有着这样的链接：江苏江阴第三医院原院长受贿上百万元，四川达州中心医院原院长受贿122万元被判刑，安徽宁国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受贿被判刑，四川36名医院正副院长因吃回扣受贿落马……

    仅看这些标题，就知道受贿之风在医疗系统是如何地盛行。如果将这个系统比作一个水池的话，池水已遭污染，那么水中的鱼（医务工作者），又有几个能幸免？新会医院的集体受贿，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

    再往下深究，就会发现，从监管部门，到医院，再到院长、医生，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己谋私利。看一看新药审批中的权钱交易，药品招投标中的种种黑幕，医院和医药商的秋波暗送、利益共享，医务人员的拿回扣、要红包、开大方，就知道鱼有鱼的招数，虾有虾的活法，但凡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病，大有流行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石化等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前些日子，北京进行执法检查，查出42家学校和医院少报工资收入7．5亿元，以至将全市的人均工资水平降低了159元。而电力、电信这些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高福利早就人所共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披露，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到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但在目前，要对这些行业的高收入进行限制，困难重重，设置最高工资上限尚无时间表。（《中国证券报》6月27日）。说白了，所谓的困难，实际就是利益之争。当某些单位组织的权力大到一定程度，想对其进行有效约束和改革就会变得困难，加之涉及利益的再分配，想要“开刀动手术”，只会难上加难。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觉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像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此时，要保持鹤立鸡群的良知和清醒，代价太大。

    我们都在责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遭遇权力失衡病毒侵蚀的病态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拿来寻租，并将由此得来的好处心安理得地揣进口袋。

    于是，列车乘务员可以在“春运”高峰拿出千金难求的火车票送人情；小学老师可以接受家长的礼物让某个学生坐在教室前排；司机可以开着公车带家人在路上横冲直撞；连楼下的停车收费管理员，也凭着手里的那点小权力，不撕发票贪污停车费呢。

    大家都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