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汽车的生活消费品身份尚没有被司法部门确立，这至少导致了两个问题：其一，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倘若将汽车排除在“生活消费”之外，消费者就不能依据《消法》第49条来维权，侵权者一方就可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导致更多的消费者蒙受损失。其二，司法审判的混乱。同一与汽车有关的案件，在成都被法院以“汽车目前尚不属《消法》所称的生活消费范畴”为由判消费者败诉。而在四川达县，法院则非常明确地依照《消法》第49条，判消费者胜诉。这种混乱有损法律尊严。

    面对汽车的消费品之争，中消协旗帜鲜明地站在消费者一边，作了“汽车等大宗消费品都适用《消法》”的表态。但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最高司法机关才有司法解释的权力，因而，中消协的表态只能是从道义上对消费者的一种支持，关键还需要司法机关（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将汽车、商品房等大宗消费品，列入生活消费品之列，消除认识上的分歧。遗憾的是，有关方面至今仍在沉默。

    透过汽车的消费品之争，不能看出我国在保护消费者立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歧义是不会发生的。这是由中外出台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时，所持立场的不同所导致的。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法者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制定法律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势单力薄，消费者无力与侵权的大企业相抗衡，就必须通过极其严厉甚至苛刻的惩戒性法律条款，来全力保护消费者。因而，侵权的赔偿金额，在国外动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西方的立法者确信，只有让商家承担足以令其心痛的赔偿责任，它才会真正引以为戒，做到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但是，我国的立法者更喜欢中庸之道：既不愿意消费者受损，也不愿意侵权者付出太多。立法者矛盾的心理，导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明确表明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也被打上了替侵权者考虑的烙印。典型表现在，我国《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导致知假买假者和职业打假者，屡屡在法律诉讼中败诉。

    据悉，之所以设置这一限制，是因为执法者担心，倘若有人以知假买假索取赔偿，将使商家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个理由显得匪夷所思。商家如果不造假售假，职业打假者从哪买假？最应该受到惩处的，是那些知假卖假的人还是知假买假的人？要知道，职业打假者在市场中的活跃表现，有时可能比常显滞后的监管部门来得还有效。因为打假者无孔不入，哪怕这种职业精神是为了索赔而生，其积极意义也毋庸置疑——这能促使商家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不给打假者“可乘之机”。

    立法者将有经验的职业打假者排除在外，就意味着打假的责任只能寄托在普通的消费者身上，而没有经验的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只能是忍气吞声，以免在吃亏之后付出更大的成本。可以说，“为生活需要购买”这一界定，帮了商家的大忙。甚至，有学者鼓吹应将《消法》第49条中赔偿损失的规定修改为“赔偿消费者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以免商家承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过大。汽车的消费品之争，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问题在于，我们制定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是企业或商家权益保护法，法律需要考虑企业或商家的权益，但更重要的还是着眼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才是《消法》存在的理由。在消费者屡屡遭到侵权，在诚信基础依然脆弱的今天，探讨汽车属不属于生活消费品本身就是一种悲哀。而且，这种争论持续得越久，对消费者和社会本身的伤害就越深，倒是侵权者可以一直偷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