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5日，在湖北老河口市的宝石宾馆，高莺莺死在大楼的平台上。她面部的眼皮处、手腕、颈部、右耳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抓伤或黑紫色勒痕，上衣扣子扣错，裤子拉链扯开……然而，她的死因被当地政法委和公安局定性为“跳楼自杀”。

    为此，警方制造出种种“自杀”的证据，比如把高莺莺说成是精神病人；法医进行了草草的鉴定，对相关重要物证未予封存，对死者身上的种种伤痕都未给出明确说法，包括明显被咬坏的乳头，甚至没有给家属出具死亡鉴定书；更可怕的是，为了让死者尸体尽快火化，市委几大领导班子来了很多人，并出动大批警察、武警，手持警棍，将守护尸体的亲属打散，将尸体抢出，送往殡仪馆，公安局要求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民主与法制》7月4日）

    高莺莺之死，是一起典型的公民非正常死亡案例。制造了种种证据，却矛盾重重；试图销毁所有的证据，然而最终，死者家属努力保留下来的死者内裤，经外省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检出精斑。这一刻，罪恶与丑陋，已经昭示无余。

    至今，公众无法知道，那一晚，在老河口市的宝石宾馆，高莺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惨痛至死的过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追问和推断，究竟有多少人该对这位花季少女的非正常死亡负责？让高莺莺如此惨死，并能在其死后动用那么多的力量与手段来销毁证据，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的人，不可能太多，也并不难认定。

    这样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还是在原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等一批襄樊贪官被拉下马之后，才得以揭开一角。现在已经是2006年7月了，“高莺莺之死”的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这不能不说是法治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