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支撑废除贪官死刑理论最重要的前提性依据是，“死刑不引渡”已经成为国际引渡合作当中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为了更好地打击外逃贪官以及对腐败活动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废除贪官死刑的确在法理上有一定的道理。

    但问题是，这种理论上具有自洽性的结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完全脱离法律外部的社会伦理去谈“废除贪官死刑”，难免会产生法律理论水土不服的现象。法律归根结底是一种实践理性，所以法理之外的社会伦理对法律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忽略了这些，不仅法律理论会有“南橘北枳”之南辕北辙的效果，更会让法律失去文化依据从而不具有生命力。

    虽然在任何社会，对于那些作奸犯科的贪官而言，其更容易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以及制度的漏洞为自己安排好“东窗事发”后的退路，但良好的制度环境还是会最大程度地降低这种现象的概率。而在我们的反腐制度并不十分完善或者还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下，让以此为基础的“死刑不引渡”去豁免贪官的死刑，很容易受到“沙滩上建楼房”的诟病，有舍本逐末之嫌。

    文化传统对法律制度的决定作用恰恰显示于此，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国家，对彼岸或者来世的诅咒要远胜于现实的某些惩戒，由此导致了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死刑并不是一种最高最有效的惩戒方式，反倒是对灵魂的惩罚和救赎是更好的出路，而这恰恰需要肉身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与西方法律文化相反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更注重现实的惩罚，而不去过多地关注或者运用彼岸的痛苦来惩戒个体。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路径下，哪怕是完全相同的法律理论，都会受到法理之外的社会伦理的制约而产生大相径庭的实际效果。这样，与其在法理上进行大跃进式的“一步到位”，倒不如从社会伦理文化上着手，寻求惩戒贪官的本土资源，这才是法理之外的社会伦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得以保持生命力的有效途径，毕竟，“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