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着大雨，6名农民工卷着裤管，打着伞，深夜站在广州街头一个露天大屏幕下，仰着脖子凝神观看正在转播的世界杯。因为大屏幕只有画面而没有声音，为此，他们中的一人专门花65元钱买了部收音机，6个人支着脖子，边听广播电台的直播，边看无声的大屏幕。

    其实，农民工看不看世界杯，看不看上世界杯，原本没人关心。但6月中旬广州一家媒体的一则报道，却深深触动了我们。我们联系到写这则报道的记者，试图打听到这几个农民工的联系方式，对方告诉我们，她们也只是路过时看到了这一场景，就写了这篇报道，并未留下他们的联系地址。于是，我们决定前去广州，深夜等待他们的出现。

    N0.1 这块大屏幕安装在广州至尊国际夜总会大门的上方。每当夜幕降临，夜总会里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和穿红色露背长裙的女招待便忙碌起来。很快，他们的客人坐着奔驰、宝马、尼桑等各种名牌轿车陆续光顾。

    夜幕下，大屏幕上有时飞出一张张红唇，有时播送出一两副撩人的身段，或者像万花筒一样呈现着各种花样图案。每天，这块大屏幕就这样播放着夜总会“宣传片”：“尊贵”、“激情”、“时尚”、“梦幻”，几个口号一遍遍在大屏幕上翻飞。

    直到今年6月中旬足球世界杯开幕后的某天，夜总会三四百米外的建筑工地上，一位开塔吊的农民工突然看到远处这块大屏幕上出现了德国的绿茵场。

    “他妈的大屏幕上转播世界杯啦！”消息很快从塔吊工人那里传遍工地。

    顷刻间，这个工地上就有4名农民工跑到了夜总会对面，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人买了一瓶啤酒，仰着脖子沉浸在大屏幕转播的无声世界杯之中了。这几个人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分享全人类一个共同的狂欢节日。

    一个当时只是凑热闹的农民工还记得，两个漂亮入时的女孩从他们身边经过，其中一个用四川话嘲笑道：“看，四个傻×在看球呢。”

    另一个农民工似乎没听懂，还对着她们高声调笑：“靓妹，来看球！”

    那时，这个工地上60层的大楼正要封顶。水电工陶辉那几天连续加班，等到收工已是晚上9点半了。他顾不上冲洗，只是换上一双拖鞋，浑身汗水和着泥浆，就跑到大屏幕下，看下半场比赛。

    事实上，陶辉在大楼54层加班时，就不时远远地瞅一眼这边的大屏幕。当镜头拉近时，他虽然看不清球员球衣上的号码，但能看到足球，“看到带球速度”。当镜头推远时，只能看到满屏的绿色。有一天，陶辉实在忍不住了，背着当班的监工偷偷跑到了大屏幕下。

    6月13日那天，陶辉终于不用加班，但广州却下起了大雨。“下那么大雨，今天别去看球了。”妻子说。但陶辉抓过一把伞就跑了出去。

    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每晚9点开始，但那天8点半时，陶辉已经撑着伞站到夜总会对面的马路上了。

    他到那儿时，早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正打着伞抬头仰看大屏幕。接着，陶辉隔壁工地上一个叫老王的农民工也打着伞来了。他拎着一张小板凳，手里还拿着个小收音机。

    老王的收音机里也在直播世界杯。他一边看无声的大屏幕，一边听收音机。据说，收音机是他为这届世界杯花了65元特意买的。

    那天刮着风，雨把陶辉衬衫的后背打湿了。他打着伞站着，直到雨停，然后把伞垫在湿湿的地上，坐在伞上，继续观看无声的比赛。

    陶辉举着伞仰看大屏幕的姿势，就是这时被摄影记者抓拍到的，并上了当地的报纸。

    据说，夜总会的大屏幕最多时曾吸引来上百名农民工看球。他们占据了夜总会对面的一长溜马路牙子和人行道。一些人来自陶辉所在的工地——正建造的60层“富力中心”写字楼，一些人则在夜总会斜对面为铂林国际公寓建造32层的商品住宅楼，另一些人在附近修建地铁，还有一些人来自不远处的海关大楼工地。

    他们有的铺着凉席，有的垫着报纸。大多数人趿着拖鞋。有人打着赤膊，露出精黑的上身，有人像陶辉一样披着上衣敞开胸，也有人像要出门一样特意穿戴得整整齐齐。

    一部分人拿着收音机，将耳机塞进耳朵里。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在看大屏幕。大屏幕右侧，“至尊国际”大招牌上，七彩的霓虹闪动着，像在跳舞。

    下方的大门内，两名身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各将一只手矜持地背在身后，一边将大门拉开，一边优雅地向来客鞠躬。

    夜总会似乎没有想到“相当于广告牌”的大屏幕招来了这样一群看客。他们原本只是“转播给过路人看”的。

    记者想向这家夜总会探问转播世界杯的详细情况，一位发福的中年男人显得狐疑而又不耐烦地回答：“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说完转身便走。

    “对不起，你们不能在这里待了，我们管事的下了逐客令了。”一位工作人员客气地说。

    此前，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说：“这是显示我们这家夜总会的实力。我们是广州惟一一家有大屏幕的夜总会。”

    N0.2 不管怎样，夜总会的大屏幕让陶辉看上了世界杯。他总是趿着一双蓝色的廉价塑料拖鞋，卷着裤管，按时坐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他的妻子李向云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也看球来了，抱着他们9个月大的女儿陶安康。

    李向云坐在马路牙子上给陶安康喂奶，或在中场休息时，给远在重庆老家两岁的大女儿打一件鲜黄色的毛衣。

    两个女儿的父亲陶辉今年24岁，1．70米出头的个子，憨憨的，上嘴唇还留着一层软软的黑胡须。

    “他是我们的‘钢杆’球迷。”他的一位工友介绍。不过，陶辉本人从来没有踢过足球。

    陶辉就读的山村初中，只有一只足球，也只有一位物理老师和一位音乐老师会玩。学生们总是站在操场上，看他俩一个踢，一个扑。

    2002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在一位老乡的带引下，陶辉开始看起了足球。同一年，陶辉几乎一场不落地从老乡出租屋里一台17英寸电视里看完了在日韩举办的世界杯。

    “足球赛我一看就喜欢。”陶辉说，“够刺激，看他们的带球速度啊、配合技术啊，多好啊！”

    不过今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陶辉落了好几场。两三百人的工地，食堂里有两台电视，但据说除了播过一次安全宣传片之外，从来没有打开过。一位包工头花200元买了一台14英寸电视，但因为没有安装有线，有时能收到的比赛转播信号很差，有好几叠重影。人们开玩笑说：“这里一下可以进5个球。”

    工地外的小卖部也有一台电视，不过通常播放电视连续剧。而夜总会的大屏幕，每天凌晨一点半关闭，两三点开始的球赛，大屏幕下的人们看不上。

    每天下午6点半收工后，陶辉就到工地外买一份报纸。先从体育版的足球版看起，再看邻近的国际版，再看国内版“有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他关于足球的各种知识大部分来自这些报纸。他喜欢葡萄牙的菲戈，德国队的克洛泽，不喜欢像罗纳尔多这样“耍大牌的”。“贝克汉姆就是帅，好多女孩就爱看靓仔。”陶辉说，“我喜欢技术好的球员。”

    N0.3 陶辉今年2月来到广州，带着妻子李向云和当时4个多月的小女儿陶安康，加入这个建筑工地。他参与建造的是一座“超五星级豪华写字楼”。

    他们一家三口与7个男工友同住一个工棚。

    8张床里，陶家三人的那张床加宽了三四十厘米。李向云让这张床比单身男人们的床整洁得多。床头简陋的木架上，整齐地叠放着三个人的衣物，一只闹钟，一卷手纸，还有工友送给陶安康不多的几个小玩具：一个塑料的金发女娃娃，一只简易的塑料小汽车，一只捏一下会叫一声的橡皮小狗。

    陶安康刚长出两颗牙，拿到玩具就用嘴啃：娃娃的脚、汽车的轮子和橡皮小狗的屁股。

    陶安康在工地上的5个月里，已经大病一次。那次她得了肺炎，烧了4天后，夜里10点多送到广州一家医院，那时她的体温已经40.3度。医院让交3000元押金，可她父母只凑了800元。

    陶辉央求说：“能不能先治，我们再想办法？”医院先是松口说交2000元，最后坚持最低也要交1500元。陶辉急哭了。

    夫妻俩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决定连夜买火车票回老家给孩子看病。可是火车票卖完了。

    “好怕啊！”李向云事后回忆说。凌晨两点多，两人哭着回了工棚。

    幸好，哭声吵醒了同屋的一位带班师傅，他立刻找到一位老乡，曾经是乡卫生院的儿科医生，现在广州卖保险。陶安康被连夜送去，这位大姐收了他们600元药费，几天后将陶安康治愈了。

    “医院真黑！”陶辉摇了摇头说。

    事实上，陶辉在这5个月里已欠了工友们2000多元债务。7月3日这天晚上，陶辉说，虽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但从他来工地到现在，“老板”就没有发过工资，总共只领到了900元生活费。一周前他又向同在广州打工的哥哥借了100元，也已花完了。

    陶辉能从食堂里领到一份菜和足够多的米饭，夫妻俩分着吃这只有五六小块肥肉的一份菜。“一个人吃都不够，什么味都没有，只有盐味够。”陶辉笑道。

    “哈，吃完饭碗都不用洗，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李向云在一边帮腔。有时，她自己买菜偷偷做着吃。不过，自从手头没钱后，他俩又已经连着四五天分吃一份菜了。

    N0.4 这个工地的工友们就是吃完这样一份饭菜，冲过澡，然后三五成群地坐到夜总会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跟这个星球上所有正在观看世界杯比赛的人们一起，分享着这场盛大的狂欢。

    这时，夜幕下的广州，暑热稍稍退去，数不清的外地人不知从城市的哪个角落钻出来，遍布这个城市，开始各种营生。夜总会两三百米外的天桥上，一个黑瘦男人卷着裤管蹲在水果筐后叫卖。一个胖女人懒洋洋地举着各种透明的纹胸带子。年轻的外地小伙凑上来招呼：“欧美打口CD！”两个少女埋着头坐在地上，请求好心人资助她们读书……

    这是6月30日晚12点开始的德国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马路牙子上坐着40多个农民工，许多人攥着收音机，戴着耳机。

    “冷静点！冷静点！”一个光头朝着大屏幕喊。

    德国队进球了。一个光着上身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老子进球啦！老子进球啦！”下半场，阿根廷队也进了一球，人群里阿根廷的球迷也大叫起来，鼓掌，大笑。不知谁大喊一声：“你要输啦！”

    9个月大的陶安康也在“看”球。她一边啃着手指，一边呜呜地出声，有时还兴奋得尖声大叫。妈妈逗她：“你是中国第一小球迷！”比赛间隙，工友们逗她：“小妹！”“你这个小丫头！”他们抱着她像飞机一样，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上升，她高兴得皱起鼻子哧哧地喷气，把妈妈逗笑了，说：“怎么跟我们家乡的牛一样。”

    当不远处海关大楼尖顶上的时钟指向一点半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眼看点球大战即将开始，大屏幕突然一片黑暗，绿茵场和明星球员顿时消失。

    “啊——”人群中响起一片失望的嚎叫。“这些王八蛋！”有人高声叫骂。“回去睡觉吧——”有人怏怏地嚷。

    很快，人群重又回到附近各自建筑工地的工棚中去，给午夜的广州街头留下一地坐烂了的报纸。

    捡垃圾的来了。路灯下，晃动着一个大人一个孩子的身影，他们将烂报纸塞进塑料袋。

    陶辉回到宿舍，在阳台上站着，等听收音机的工友报告比赛结果。当地粤语台报告了最后比分5∶3。陶辉喜欢的阿根廷队输了。他懊丧地想：“今天晚上白看了！”然后去冲了个凉水澡，倒头就睡。

    凌晨两点左右，情侣们还在路边的吃食店吃夜宵，一个中年男人推着垃圾车经过，跟陶辉的那些工友一样，他也戴着耳机。耳机线穿进制服的领口，在路灯下闪着银灰色的光。

    N0.5 这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事笼罩了这个城市。一家餐馆进门处贴着标语：“我爱世界杯！”不少饭馆打着广告：“现场直播世界杯！”还有店家橱窗里贴出大幅的球星照。人们的话题离不开世界杯。各家报纸争着出版世界杯专刊。

    珠江岸边的酒吧街，悬挂起一串串小足球，江风吹动着一长串各国的小国旗。对岸，海珠广场附近的一家酒吧打出广告：“性感撩人的足球宝贝，狂热的说唱文化，炫目的街舞足球。”

    跟陶辉们不同，在这里，人们以另一种方式享受世界杯的狂欢。

    这里，人头攒动，劲爆的音乐震耳欲聋，每一记低音都像在人的心脏上跺上一脚。7月1日晚，两台电视正直播英格兰对葡萄牙的四分之一决赛。电视下的小舞台上，身着迷你裙的足球宝贝风情万种。人们喝着三百多元一打的“英格兰队指定饮品”嘉士伯啤酒，以及两三百元一瓶的红酒，每张桌上点着红蜡烛。有人脸上画着英格兰或葡萄牙的国旗。人们塞满了通道，以至侍应们只能挤进挤出。

    一个歌手留一撇小胡子模仿张学友演唱。他扭动着身躯，大喊：“来，让我们发泄一下感觉！”台下人群里口哨声和尖叫声刺透了音乐。

    足球，美女，音乐，暧昧的灯光，还有酒精。一对年轻的情侣开始热烈地接吻。

    凌晨一点半，这里的电视中，英格兰队与葡萄牙队的点球大战开始了。劲爆的音乐暂时停息下来，人们都盯住了电视屏幕。

    “每次点球大战都那么残酷！”酒吧的DJ在麦克风里叫道。

    但这种残酷，坐在至尊国际夜总会对面马路上的人们感受不到了，因为大屏幕又准时关闭了。

    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时，陶辉曾预言：“葡萄牙的小小罗肯定要进球，就他表现最出色。”但最终，他没有看到这样一幕：小小罗将足球捧到嘴边印了一吻，然后一脚将这粒点球送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这一晚，陶辉奢侈了一把，他花3元钱买了一瓶啤酒，坐在马路牙子上边喝边看球，“给自己助助兴”。

    N0.6收音机带给大屏幕下的人们一个奇特的世界杯，一个图像与声音错位的世界杯。

    大屏幕上转播的是广东一家电视台播出的球赛，“普通话广播台”的直播与大屏幕上的转播并不同步，相差一二十秒。有时，画面上还没有射门，广播里已经进球了。

    但当地的粤语台与大屏幕同步。李晓峰是人群中不多几个能听懂当地粤语广播的人之一。这位来自湖南新宁县的33岁农民工，总是戴副耳机，双手抱膝，一个人垫着报纸坐在马路牙子上观看。

    他在百米外新建的海关大楼内做墙面油漆。世界杯刚开始，就遇上工期吃紧，老板要求加班，小组赛的前四场他都没看上。这让他有些懊恼。

    “你们没说你们要看世界杯吗？”记者问他。

    “说了，但他们还催着要交工。”“他们没问你们，为什么想看世界杯？”“没问。”

    如果没有世界杯，工地上的生活是单调的。“工地上最大的娱乐是玩扑克。”一位工友说。

    李晓峰的闲暇时间靠看报纸杂志来打发。每天看报纸要花四五十分钟，除了广告，基本上所有版面都看。他一年买两三百份报纸，每月看六七本从旧书摊上买来的旧杂志，看完后再到旧书摊去换，两本换一本。

    他从不读工地办公室里的报刊，因为“你进去他们好像看不起你一样”。

    随着世界杯拉开战幕，只要有可能，李晓峰就会按时坐到大屏幕下看球，一场都不舍得落下。并且，他也为此专门买了一只带耳机的收音机。

    但是李晓峰从大屏幕下回到他的工地后，却像水珠进了大海般“消失”了。记者到海关工地去找他，询问了10多位农民工，包括衣服沾满着油漆的油漆工人，却没人知道李晓峰是谁。

    甚至有一种可能，工地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就像大屏幕下另一个球迷“眼镜”。

    “眼镜”在大屏幕斜对面的铂林国际公寓工地上当铁工，陶辉雨中打伞看世界杯被记者拍下的那天，据“眼镜”的工友王福利说，“眼镜”也打着伞在现场。但没过几天，“眼镜”便离开了工地，回了老家。同一工棚宿舍里一同干了近半年的几位铁工工友，没有人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他们只是叫他“眼镜”，只知道他是湖南人。

    事实上，这些工友在这里也只有一个代号。一位来自新疆克拉玛依的铁工聂艮盆被叫做“新疆”，来自贵州的铁工王前钢被叫做“贵州”，王福利则被叫做“山东”。

    “新疆，你看，这是法国队的亨利！”7月2日晚，王福利指着路过的一家小饭馆里正重播的比赛，招呼道。他似乎有些自得于自己能准确叫出球员的姓名。

    他们三人常一起到大屏幕下看球，住同一间工棚，却从不询问彼此的姓名。

    “我们从不相互打听对方的家庭、经历。”“贵州”说，“也没人感兴趣。”他在这个城市不下10个工地做过工。“工地就像舞厅一下，如果曲子好，那我们就多跳一曲，曲子不好，我们就换家舞厅接着跳。”

    黑瘦矮小的“贵州”就住在“眼镜”的下铺。他只知道，“眼镜”回老家前，有几次，一天干完两天的活，然后夜里看球直到凌晨5点才回工棚，白天再补觉。他并不清楚大屏幕关闭后，“眼镜”又在这个城市里哪个角落找到了看球的地方。

    用王福利的话说，在这个工地上，对球的了解，“眼镜”第一，他第二，其他人算不上球迷，就是看看热闹。“喜欢足球，必须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必须有一支自己喜欢的球队。”对于足球，他喜欢用“研究”这个词。

    那是2002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后，王福利亲眼看到青岛五四广场上球迷的狂欢，敲锣打鼓，歌声震天，“整个广场、青岛市都像沸腾了一样”。几个男孩爬上了10多米高的铁塔振臂高呼，对面一个女孩高喊着“跳下来！跳下来我就嫁给你！”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疯狂？”王福利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起了足球。”

    除了当班，王福利也是一天不落地到大屏幕下看球。葡萄牙队将英格兰队淘汰出四强的比赛他就是在这里观看的，但等到四强开赛时，他却离开这个城市，去了广东顺德的一个工地。

    他们总在流动，常常不知道下一个工地在哪里。下雨那天跟陶辉一同打伞看球的老王，以及一位与他同岁的小伙儿，已经有好几场比赛没有出现在夜总会的大屏幕下了。

    N0.7 陶辉有一个奢侈的打算。他跟几个工友约好，等到决赛时，要到远一些的中华广场大屏幕看通宵转播的球赛。晚了可以花30多块钱打车回工地，还要买些酒助兴，费用大家分摊。他们甚至商量，也许可以找家酒吧的包间看球，一起承担费用。

    “你知道酒吧消费多高吗？”记者问他。他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如果人均花费100元，你能承受吗？”

    他想了想，最后像是下了决心似的：“应该可以吧，看决赛可以。”“难得奢侈一下，四年才一次。”他又补充道。

    不过，这些计划要付诸实施，前提是7月7日，“老板”能把答应付清的拖欠工资发下来。即使工资发不下来，哪怕再发300元生活费也行。陶辉说，否则，“估计就看不上了，那就等下一届吧”。

    他有一个梦想：“等我有了钱，一定要去现场看一场球。”他希望中国能申办世界杯，这样，“去现场看球的费用会低得多。”

    陶辉没想到，世界杯决赛之前，他和工友们以这样一种方式争取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7月7日中午，“富力中心”工地上几十名工人在四川工人曾强的带领下，上街堵住了工地门口的马路。随后，这位皮肤黝黑、赤裸着上身、穿着大裤衩的矮个胖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是我报的警，我是让你们来帮我们解决工钱问题的。”曾强亮开嗓子，挥动着胳膊向警察呐喊，“我们干了活拿不到钱，没人管，温总理都说了，农民工的工资绝对不能拖欠。有困难，找巡警，巡警就是‘110’！”

    这位领头者把记者也叫到了现场，“你们来了就好。”他说。

    工人们这一招很快使建筑商坐上了谈判桌。曾强不停地给劳动部门打电话，当地劳动局答复是：当天休息，没人上班。“周五你们不上班，你们到底来不来人，我要告你们行政不作为！”曾强对着电话大吼。

    N0.8 曾强也是球迷。陶辉打着伞看球那天，曾强正在加班，只能在大楼里听着收音机里的球赛直播。他心中的偶像是罗纳尔多。2001年罗纳尔多伤愈复出，第一场便进了两个球，从此他喜欢上了罗纳尔多。“现在别人都叫他‘肥罗’，可对我来说，他就像情人一样，有缺点也好看。”

    只要有可能，他也跟陶辉一起，坐在大屏幕下，听着收音机观看比赛。他有200度近视，看大屏幕有些模糊，便花了8元钱在地摊上买了一副近视镜。最近，这个剃着光头的粗黑汉子时常歪歪地架着这副方框眼镜。

    但曾强不是普通工人。在这个工地200多名工人中,有38名是“我带来的人”。

    这位小包工头这样解释他带头“拦马路”的行为：“我要得罪了老板，大不了换个工作，可要得罪了工人，以后自己想带人单干，也没人愿意帮我干了。”

    “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他补充道。这位没有读完高中便从四川乐山来到广东打工的27岁年轻人，从工地上一名普通的铁工干起，攒下了七八万元钱，现在，他正准备着将这笔钱作为垫路资金，带着他的人到一个新工地去独立承包那里的铁工活，开始他的“老板”生涯。

    大约两个月前，他买了一瓶32元钱的红酒，给自己怀着身孕的妻子在珠江边过生日。“来，给你讲点浪漫的。”他说。他给她分析了这项“事业”的前景，“今年干完，我们就有十多万元存款啦。”妻子提议拿这笔钱回老家县城买套房子，开个小店卖花卖水果。

    “去你妈妈的水果篮子。”野心勃勃的曾强说。除了罗纳尔多，他的另一个偶像是房地产商人赖军，“他就是从带几个人干起，越带越多。”

    N0.9 7月7日，工人与建筑商谈判结束，拿到了共70余万元工资。一部分工人拿到全部被拖欠的工资，另一部分人拿到了部分工资。曾强说，陶辉属于另一个老板手下，原本5000多元的工钱，他只领到了1000多元。

    “以后再想要回来，估计难了。”他皱了皱眉说。

    曾强、陶辉和其他两个球迷工友本来约好了，大家一起打车去中华广场的露天大屏幕看半决赛和决赛，车费和酒费大家均摊。

    但是，拿到工资的工人们迅速离开了这个工地，急着到下一个工地去挣钱。7月8日下午，在德国队和葡萄牙队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开始之前，陶辉也带着妻女匆匆搬到了下一个工地。

    陶辉搬走时没跟曾强打招呼。工棚里，满地狼藉，陶辉那张加宽的床只剩下光光的床板，还有床头上一个装辣椒酱的空罐。

    “这就是工地，”胖子曾强摊了摊手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陶辉的新工地依旧在这个城市里。“城市不太好，太吵。也就是交通好。你要有50万，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你在老家要有20万，人家都愿意听你的。城市的竞争太激烈了。”7月3日，陶辉坐在大屏幕下的马路牙子上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可是我喜欢城市。”他的妻子插嘴说，“我不喜欢山区，这里看着舒服一点，连走路也舒服。”

    “可是你看别人舒服，别人看你不一定舒服。”陶辉笑着反驳。

    “这里能看到的人也多。”李向云接着说。

    “可是看得人多是多，真正接触的人并不多，能沟通的又有几个呢？”陶辉接着反驳。

    “那也不错啦！”李向云有些不高兴了，“总比山区好。”

    N0.10 曾强突然发现，7月9日凌晨，只剩他一个人看半决赛了。陶辉搬走了，另外两个球迷工友，一个回了老家，一个也搬去了新工地。这两场球赛，他们不知道会在哪里看。

    而他自己，也被老板派到另一个住宅工地，连夜加班赶工期。他心里惦记着半决赛，偷偷跑了出来。他进了一家洗脚房，本想奢侈一回，花25元钱边洗脚边看世界杯，可是，这里的一位女顾客正霸着电视看连续剧。

    不过，这天曾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他在新工地附近发现了一个酒店的露天大排档，将电视投映到一块幕布上，并且接上了音响。虽然幕布比至尊国际夜总会的大屏幕要小得多，但却是曾强今年看的第一场有声的世界杯。

    他没有坐进排档里喝啤酒，只是坐在路边的树下，远远地看比赛。因为在洗脚房花了25元之后，他的钱包里当时只剩下15元钱了。

    但是7月10日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决赛时，他请记者坐进了排档，要了5瓶啤酒。他周到地招呼：“要不要吃点什么，点吧。”接着摇了摇钱包，说：“100块钱我还是消费得起的。”

    “两支球队都是防守进攻型，好看！”这个胖子光着黑黑的膀子，兴奋地说。

    点球大战中，法国队败北。他快乐得大吼起来。这是曾强希望的结果，因为此前法国队曾淘汰了他喜欢的巴西队。胖子说：“这下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他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伸出手来跟记者握了一握，总结似地说：“感谢你们陪我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

    此时，天已微亮。四年一次的全球足球盛宴，随着电视画面中绚丽的焰火熄灭也已曲终人散。曾强着急着要赶回工地去。这一天，他要把在工棚里同住了许久的怀孕的妻子送回老家待产。工地上还要继续加班，有很多活等着他干。

    更正：上期冰点应为5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