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垃圾只要几天不清理，城里人就开始闹。但城里的垃圾拉到农村一倒了之，农民天天守着垃圾堆一过就是好几年，却必须忍受。难道我们农民就不是人吗？”

    7月流火，已经离开家乡在重庆市区打工的綦江县古南镇共同村的一村民打电话给记者，强烈要求记者到他的家乡去看看破坏他们家园的垃圾场。

    农民：从这个渣场搬来以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汽车离开重庆綦江县城，在漫天尘土的山路上盘了10来公里后，突然出现一个几百米高的山沟，沟的两旁绿树成荫，而山沟正逐渐被城里的生活垃圾覆盖。在一片葱绿中突然冒出一大片白花花的垃圾，加上阳光的照射，十分刺目。

    这个名叫新盛德胜渣场的露天垃圾场就是綦江县城生活垃圾的倾倒处，迄今为止已经有4个年头了。

    刚一下车，一股恶臭即扑面而来。一辆大巴车正好经过，跑乡村的公共汽车一般都没有空调，尽管天气酷热，但车上的人都忙不迭地关车窗，还有不少人捂住了鼻子。

    闻讯而来的村民立即把记者团团围住，每个人都神情激动，说话语速也很快，一开始几乎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自从这个渣场搬来以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村妇说，“很多人生病，肚子痛、头痛，有些人得了几种病。中午我们煮的豇豆稀饭，要是忘了盖上，苍蝇、蚊子密密麻麻地铺一层，就像打牙祭一样。”

    “我们原来养蚕，现在根本养不了。蚊子太多了，人都受不了，何况啷个（当地方言）娇气的东西。”另一个农妇插进话来。

    “从这个渣场搬来以后，我们至少堵过5次环卫车。最长的一次有7天。”一名30多岁的男子说，“电视台也来拍了，但最后没有播出来。”

    时间最长的一次围堵发生在2004年9月。这次围堵造成400吨垃圾堆滞在綦江县城，居民叫苦不迭。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个垃圾场是德胜村村支书黄天富于2002年7月1日与县里达成协议引进的。当时村里很多人反对，但是黄向他们承诺，对运来的垃圾采取填埋式处理，倒一层垃圾盖一层土，不会污染环境。为调动村民们的积极性，黄还说，引进了垃圾场，县里每年都会给村里一定的处理费。有了这笔钱，村里第一年可以为村民免5元农业税，第二年免10元，以后就全部取消。但垃圾场进来后，不但运来的垃圾全是直接倾倒，从没盖过土，每年四五十元的农业税也分毫未少，还是由村民自己如数上缴。

    然而，时任德胜村村支书的黄天富也有苦说不出。他称，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开支。

    第一年政府拨了6万元，基本上都用到修路和购买消毒药这两项上，3个工人每人每月500元的工资都没发全；第二年政府多拨了两万元，才勉强够开支，哪里有多余的钱给村民发补偿金？至于向村民们承诺的免税费，也因没有余钱而无从谈起。

    生活受到影响的还不只是德胜村的村民，与之相邻的古南镇共同村部分村民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于是，村民多次组织起来围堵城里来的环卫车。

    经过一次次的抗争，农民们所得到的补偿是：居住地距离垃圾场500米至800米以内的，每人每年补偿120元；居住地距离垃圾场300米至500米以内的，每人每年补偿140元；居住地距离垃圾场300米以内的，每人每年补偿160元。

    此外，附近每个农户每年领取两瓶杀蚊蝇的药水。但一位村民说：“根本不够用，一瓶药水打几天就没了。蚊子还是多得不得了，像捅了马蜂窝一样。”

    共同村的老支书恳切地对记者说：“以前有关部门说我们要搬迁，但是现在又说不搬了，还是根据建设部的什么文件，文件号也不告诉我们，我们也没地方查。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要搬走的？请救救我们这些农民吧！”

    环卫干部：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这里是处理得最好的

    在记者与农民们交谈的过程中，綦江县生活垃圾处置公司总经理陈某恰好途经此地。他说：“这个垃圾场以前由镇里和村里管，2004年我们才接管，蚊子少多了，臭气也少多了。”

    话音未落，立即被周围农民的反驳声打断了：“少多了？你住这里看看！”

    据了解，2002年，由于綦江到万盛的高速公路指挥部占用了原来的垃圾场，綦江县政府将离城较近的新盛镇德胜村设为新的垃圾场所在地。该村村委经商讨决定担负垃圾场的管理责任，其形式是村委自主办理、自我经营，市政局采取费用包干形式，一次性付给租金。

    陈某说：“2004年11月我们接管前，这个垃圾场臭气比较大，蚊子多，对周边农户的生活有影响。后来，县政府专门成立了县生活垃圾处理指挥部。我们接管后，好多了，臭气的辐射面比较小。我们每天有4名工人负责消毒，一年发两次药给老百姓，还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偿。现在，光日常管理费用就在十一二万元左右，加上给老百姓补偿，一年要20多万元。”

    “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看看，我们这里是处理得最好的，臭气也是最小的。”陈某说，“一个投资5000余万元的垃圾处理场马上就要动工修建，是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债基金支持的重点项目，2007年投入使用。垃圾处理场建成后，现在堆积的10万立方米垃圾也要进行重新填埋。”

    至于哪些农民在搬迁范围之内，陈某说，上级有关专家考察确定的搬迁方案是：红线范围以内的农户需要搬迁。所谓红线范围，指的是当初垃圾场征用的32亩地加上后来新征的243亩地范围内。

    环保专家：环境污染正成为农民最大的负担

    如果真的能如綦江县生活垃圾处置公司总经理陈某所说，被垃圾困扰了4年之久的德胜村和共同村的村民或许可以松一口气了。

    但是，农民的环境保卫战却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环保局副局长陈万志近日在重庆的40多场讲座中反复提到：“环境不公，正在加剧社会不公。环境污染对农民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特别是对农民健康的损害，已成为农民最大的负担。”

    陈万志委员说：“中国城市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农村的环境为代价的。城镇以下，大多没有垃圾填埋场，垃圾围镇、垃圾围村。重庆因为三峡库区地处水源保护区，国家国债基金投入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比东部一些地区还要稍好些。”

    陈万志委员说：“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全国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垃圾露天堆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区的水质改善了，农村的水质却恶化了；通过退二进三，企业搬迁，城区的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的污染却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的面貌改善了，城乡接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却加重了。

    陈万志说：“减轻农民负担并不只是减少他们的税费，也要减少环境对他们的损害，尤其是对农民健康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