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正是将申遗与经济利益挂钩，许多地方政府对申遗才趋之若鹜，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比如对文化遗产进行大规模规划、整修和拆迁，以满足申遗条件。但这种“保护性工作”，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通过申遗强化政府责任，而在于通过申遗发展、升级旅游产业。因此，申遗成功后往往意味着文化遗产噩梦的开始。比如，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列入世遗名单6年后，便因超容开发被亮黄牌警告，而在此前于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又有5处世界遗产在质询名单之内。

    眼下，一场文物商标抢注大战热斗犹酣。这场大战还分成几大战区：最顶级的商标是世遗称号，这相当于在景点大门上高挂世界著名旅游商标牌匾。再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等同于“中国驰名商标”认证。各地为了抢夺文化旅游资源，更是好戏连连。比如，浙江青田与文成县日前为抢夺历史名人刘伯温的“剩余价值”而“大打出手”，一边开研讨会，一边竖雕像，各自打出刘伯温故里的旗号。即便是没有什么历史名人、遗址的地方，也挖空心思凭空搭建文物空中楼阁，甚至从历史小说中寻找市场灵感。比如一部《金瓶梅》便催生了安徽黄山金瓶梅遗址公园、山东阳谷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山东临清金瓶梅文化街等商业文化景点。所谓提高文化竞争力，成了各地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的文化遮羞布。

    毫无疑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目的在于通过公约形式，为集体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有效制度，进入世遗名单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约束和责任，而非毫无限度的商业开发和利用。公约规定：“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该国将为此目的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如今一些地方的世遗申请、利用模式，却已然偏离了公约的核心价值理念。

    即便从效益原则进行考察，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发展模式也和可持续性发展观相违背，其负面效应更是立竿见影。据报道，张家界挨黄牌警告后，为保住世遗称号而进行的整改工作共计花费10亿元，比已获得的经济效益高出数倍。一些地方盲目进行的文化资源开发，也受到市场的惩罚。不久前有媒体披露，随州厉山“炎帝神农故里”一年门票收入不到30万元，加之官司缠身、管理不善等原因，当地新修建的系列建筑已破败不堪。

    一方面是借申遗以自肥，缺乏文化保护意识；另一方面是盲目开发所谓文化商业资源，忽视市场经济规律，这一切证明了当前申遗价值观亟待反思。申遗固然是一地一国之荣耀，为了更好地宣传和保护世界遗产，适度接待各方游客也无可厚非，但这一切均应围绕保护世遗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因为，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一旦被列入世遗名单，就意味着主动接受国际规则约束，保护世遗的责任重于荣耀。而鉴于目前世遗保护现状，这种责任意识尤须得到高度重视。

    一百多年前，殷墟甲骨被当地农民拿去当药材卖，由此揭开了甲骨文历史大发现的第一幕；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殷墟以其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遗名单。怀着对人类文明的敬畏，我们期望殷墟不再重走其他世界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的老路，更期待申遗不再成为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命运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