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运以死亡这一最残酷的形式来诀别痛苦的人生，“抛弃”还在嗷嗷待救中的儿子。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器官买卖在中国是非法的，他以身换儿命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不过，我和孔祥运都清楚一个事实：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法。

    纵然我们曾经千百次痛陈社会救济机制的软弱无力，同类的小人物、同类无可避免的宿命还是不断出现。孔祥运是个农民，他没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他恐怕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微薄的农耕收入陷入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这是连城市人都难以承受的呀。

    在孔祥运的救儿过程中，他很快耗尽了家里的积蓄、朋友亲戚的借款、村里人的捐款。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孔祥运一个人的无助，更是一个庞大社会群体的困苦。一个孩子的病变很快变成了整个村子的沉重喘息，以至于孔祥运的自杀，多少也带有点儿逃离的味道。他的死，将牵连所有借钱给他的村民血本无归，进而可能带来村里的群体性恐慌——一旦再有孩子生病，所在的家庭将无钱可用、无钱可借。

    孔祥运的命运，再一次提醒我们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我们常说政策落地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但人的生命不可以等；我们可以容忍农民的权利在现阶段部分缩减，但孔祥运不能忍受儿子最基本的生存权被剥夺；死亡如同一个巨大的问号，迫使我们作出回应——是继续等待农村社保体系的缓慢修补，还是假装无视孔祥运们的命运？

    当政府救济体制退缩到一角，我们本可指望另一种救助力量的出现——民间慈善所背负的使命，进行亡羊补牢式的填充。当孔祥运来到城市卖肾，他也许充满了对民间慈善的期待：希望有富裕的善人大发慈悲、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引来众人关注，不过一切又都落空。个人爱心没有停留在他身上，民间慈善团体也不见踪影。

    有论者指出：目前中国民间慈善存在的问题是民间慈善团体“官办”色彩浓厚，运作效率不高。“官办”民间慈善团体与真正的民间疾苦仿佛隔了一层厚厚棉纱，彼此不能相见。这形成一个悖论：正式的官方救助无力回应所有人的呼救；非正式的民间慈善领域，又不能发挥市场机制、自我壮大。

    在自救与他救均不可得的压迫下，孔祥运倒下了，同样倒下的，还有不断缺位、让人无言的政府救济与民间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