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芳，女，52岁，山西运城盐湖区北相镇西张贺村人。7月1日，李爱芳的丈夫张百望到临猗县城卖瓜，中午返家途中，三轮车被临猗县交通局卓里稽费所扣住，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当日下午，李爱芳上吊自杀。事发后，临猗县交通局“出于道义照顾了张百望4600元”。（《山西晚报》7月24日）

    据笔者所知，今年5月1日，山西省颁布了《山西省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对从事田间作业和非营业性运输的三轮车和拖拉机运输机组，免收养路费。按照这一精神，对季节性销售果菜的三轮车，一般来说是不挡不罚。

    事实上，在山西运城的廉政网上，笔者也看到了运城交通局征费处副处长的承诺：根据省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市交通局决定，对季节西瓜、苹果、蔬菜的三轮车保持畅通，不挡不罚。

    很显然，临猗县交通局作为运城市交通局的垂直下属，他们的做法违反了相关规定。在我看来，交通局的违规罚款，与李爱芳的死不无关系。

    李爱芳的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瓜难卖。据报道称，山西运城的西瓜“批发2分零售一角”。这让我想起了小学课本上叶圣陶的文章，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后收入却反而减少，生活变得更加悲惨。后来，有人以此来控诉造成这一悲剧的万恶旧社会。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命题而已，与农民的预期、社会需求和供给有着莫大的关系。

    “增产不增收”式的“丰收悖论”，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农民本身的弱势状态。由于一家一户式的分散经营，由于参与市场博弈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再加上信息不流通，无法做出正确的市场预期。这一切，都决定了农民在整个流通环节中分得利润最少，似乎，这也在幂幂中注定了农妇李爱芳的悲惨命运。当今中国，“利益集团”的存在已经不可否认，然而，占全国人口70％多的农民，却仍然原子般散落在乡间田头。既使许多地方有农业协会，但官办色彩浓厚，很难做好农民代言人的角色。

    这些年来，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上传下达，但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的又有多少？农民需要的不是外在力量的保护，而是自己的“集团”，只有通过利益代言人，才能达到“扩权”的目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农民协会发展的宏观环境并不宽松，许多人对农民协会仍心存疑虑，舆论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