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读科学经典

    在被学以致用、立竿见影的求学动机驱使了若干年之后，时下一些青年学子又开始注重内在追求深度修炼，尊崇先贤诵读起经典来了。但是在国人眼中，似乎经典均出自人文领域，好像科学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后世可读之作。一部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人写就的《几何原本》，从1592年到1605年的13年间先后3次汉译未果，经17世纪初和19世纪50年代的两次努力才分别译刊出全书来。近几百年来翻译的西学典籍中，成系统者甚多，但皆系人文领域，汉译科学著作，多为应景之需，所见典籍寥若晨星。1990年代初《科学名著文库》的出版，科学经典的汉译初见系统，但对经典感兴趣的读者中，究竟会有多少人打算认真阅读几部汉译科学典籍，尚是一个未知数。不仅一般读者，就是以对科学的研究为业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又有几位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真正解读了自己的研究所涉及到的科学大师的作品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国家历史不长、原发了实用主义哲学、以崇尚进步与变化和追求新生活与新观念著称的美国，竟对“过时的”科学经典表现出极端的热情。1919年，厄斯金在哥伦比亚大学优秀生班开设古典作品学习课程。1930年年轻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亲自登台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古典著作阅读课。1934年，这门课程在芝大发展成为古典著作学习班，一时间在寓所、校园和酒吧里都能听到学生讨论古典佳作的声音。这些古典著作当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科学名著。1937年，历史悠久却濒临关闭的圣约翰学院为了起死回生，干脆制定并开始实施贯穿4年学制的古典作品教学计划和实验计划，教学计划详列了教师必须精通、学生必须深研的100多部名著，实验计划要求教学中不得使用最新的实验设备而是借助历史上的科学大师所使用的方法和仪器复制品去再现划时代的著名实验。1939年，芝大成人教育部开始启动用古典文献熏陶公众的终身教育工程，进入“大亨班”的商界精英们在讲座中常常受到哈钦斯的嘲讽却每课必听，他们受教育的热情显然不是混文凭的动机所能激起的。以此为契机，哈钦斯在二战之后开始实践他用古代圣贤智慧改造全美文化，通过提高全民素质来保持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至1948年，美国举办古典名著学习班的城市达300个，学员约5万之众。是年秋，芝加哥市长宣布举行古典名著学习周，该市交响音乐厅一次讨论会的参加者竟有3000人之多。结合读书运动，哈钦斯和他的战将艾德勒1943年开始主持编译《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丛书》，耗资200万美元，于1952年完成。丛书根据独创性、文献价值、历史地位和现存意义等标准，选择出74位西方历史文化巨人的443部作品，加上丛书导言和综合索引，辑为54卷，篇幅有2500万单词，共3．2万页。丛书中收入不少科学著作。购买丛书的不仅有“大款”和学者，还有屠夫、面包师和烛台匠。就是在美国文化反传统潮流极盛的1965年，丛书也重印30次左右，任何国家稍微像样的大学图书馆都将其列入必藏图书之列。

    这场广泛而持久的古典名著阅读运动反映出它的倡导者和数以万计的实践者们对于传统与现代、创造与继承、现实与永恒等事关人民素质、民族命运和世界使命的问题的思索和达成的共识。在他们看来，仅仅提供所谓现实生活中有用的课程乃是功利主义的平庸教育。这种教育给一个国家造成了最大的危险。传统文化不是支离的碎片，而是统一的整体，科学传统是这个整体的有机部分。

    科学经典的魅力

    单就科学本身而言，它不仅外化为工艺、流程、技术及其产物等器物形态，直接表现为概念、定律和理论等知识形态，更深蕴于其特有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等精神形态之中。没有人怀疑，我们通过阅读今天的教科书就可以方便地学到科学经典著作中的科学知识，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从现代教科书上所学的知识甚至比经典著作中的更完善。但是，教科书所提供的只是结晶状态的凝固知识，而科学本是历史的、创造的、流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东西蒸发了，另一些东西积淀了。只有科学思想、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保持着永恒的活力。负载科学精神的科学经典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震撼心灵的著作，它向统治西方人思想千余年的“地心说”发出了挑战，动摇了“正统宗教”学说的天文学基础。哈维的《心血运行论》以对人类躯体和心灵的双重关怀，满怀真挚的宗教情感，阐述了血液循环理论，推翻了同样统治西方人思想千余年、被“正统宗教”所庇护的盖伦学说。笛卡儿的《几何》不仅创立了为后来诞生的微积分提供了工具的解析几何，而且折射出影响万世的思想方法论。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惠更斯的《光论》与牛顿的《光学》是两部可以匹敌的名著，分别以二者的观点为代表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之间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论战。拉瓦锡在《化学基础论》中详尽论述了氧理论，推翻了统治化学百余年之久的燃素学说，这一理性壮举被公认为历史上最自觉的科学革命。道尔顿的《化学哲学新体系》奠定了物质结构理论的基础，开创了科学中的新时代，使19世纪的化学家们有计划地向尚未征服的领域进攻。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不仅在生物学发展到分子水平的今天仍然是科学家们阐释的对象，而且100多年来几乎在科学、社会和人文的所有领域都在施展它的有形和无形影响。《基因论》揭示了孟德尔式遗传性状传递机理的物质基础，把生命科学推进到基因水平。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浅说》和薛定谔的《关于波动力学的四次演讲》分别阐述了物质世界在高速和微观领域的运动规律，完全改变了自牛顿以来的世界观。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提出了大陆漂移的猜想，为当代地球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维纳的《控制论》揭示了控制系统的反馈过程，普里戈金的《从存在到演化》发现了系统可能从原来无序向新的有序态转化的机制，二者的思想在今天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

    科学经典的永恒魅力令后人特别是后来的思想家为之倾倒。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了1800余年，又以印刷本用各种文字出了1000版以上。阿基米德写了大量的科学著作，达·芬奇把他当做偶像崇拜，热切搜求他的手稿。伽利略以他的继承人自居。莱布尼兹则说，了解他的人对后代杰出人物的成就就不会那么赞赏了。为捍卫《天体运行论》中的学说，布鲁诺被处以火刑，伽利略遭终身监禁。伽利略说吉尔伯特的《论磁》一书伟大得令人嫉妒。拉普拉斯说，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提示了宇宙的最伟大定律，它将永远成为深邃智慧的纪念碑。拉瓦锡在他的《化学基础论》出版后5年被法国革命法庭处死，传说拉格朗日悲愤地说，砍掉这颗头颅只要一瞬间，再长出这样的头颅100年也不够。《化学哲学新体系》的作者道尔顿应邀访法，当他走进法国科学院会议厅时，院长和全体院士起立致敬，得到拿破仑未曾享有的殊荣。当人们咒骂《物种起源》是“魔鬼的经典”、“禽兽的哲学”的时候，赫胥黎甘做“达尔文的斗犬”，挺身捍卫进化论，撰写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和《人在自然界的位置》，阐发达尔文的学说。经过严复的译述，赫胥黎的著作成为维新领袖、辛亥精英、五四斗士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爱因斯坦说法拉第在《电学实验研究》中论证的磁场和电场的思想是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基础所经历的最深刻变化。

    读出旧的精神 读出新的意境

    文化精髓蕴于经典之中，科学文化也不例外。

    然而，构成悖论的是，后来的科学研究在科学经典提供的坐标中，以与其出发点的时间间隔平方成正比的速度向前发展，按指数规律增长的科学文献不断淹没了科学经典。事实上，科学文献量的增加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划时代的科学文献的出现是更有意义的事件。科学经典的范型功能是一般文献所不具备的。

    梅森认为，科学有两个历史根源，即技艺传统和精神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合流才导致现代科学的诞生。如果丢弃了精神传统，科学工作无论做得多么精密，都不过是工匠式的活动。也许我们正在将探索性教育变为规则性灌输，赢得了知识而牺牲了精神。战乱年代，我们曾经在云南的破庙里为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打下本科教育基础，但是和平年代，我们却不敢肯定在平静的校园里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做了些什么。

    同样构成悖论的是，在科学经典所开创的新时代里，人们在享受科学文明的同时，却借助科学所提供的文化手段，利用科学对自身限度的认识，反过来诋毁科学文化。新杀人武器的使用、生存环境的恶化、道德观念的畸变等等，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统统都归咎于“科学主义”。于是，就出现了从困境中拯救人类的种种办法。最为温和的办法是批判科学：科学只能提供关于自然的知识，它在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完全无能为力。在自然对象之外侈谈科学，所导致的就是精神和社会的扭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科学主义”的恶果。国际上不是有那么多批判科学主义的流派吗？

    于是，各种有中国特色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然而也是不可检验的“新学科”和“新理论”纷纷登场，并且还赢得了阵阵喝彩。

    最为激进的做法是取消科学。实际上，科学主义是在科学的限度之外应用科学。不必说无数的科学成果可以用于改善人的素质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科学的理性态度、规律意识和求证精神，对于人的处世态度、情调情感，对于人文文化的形式、手段和内容，对于社会的控制和管理，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当然，不顾后果地盲目应用科学，也给人类和社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科学是唯一能够确切发现自身限度的文化。科学的滥用并不是科学本身的过错，这只能说明人文文化在涉及到科学的应用时更需要引进科学精神。置科学的应用、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所出现的本该研究的新问题于不顾，只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科学，实际上是把超出科学的限度的东西强加给科学，是在夸大科学的功能，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主义。

    科学一直在变化，并将以更快的速度变化。但是，无论怎样变化，新的科学创造都必须能够在主体间检验。科学文化并不只是干巴巴、冷冰冰的公式。科学看似情感中立，实则充满了对个体人和社会人的最实际最客观因而也是最长远的关怀。人文文化需要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中含有人文精神。两种文化是不可偏废的。席文提出，17世纪传入中国的天文学概念与方法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社会激起像欧洲现代科学革命那样的多维度变革？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我们从后来发生在中国和英国的两场关于两种文化论战的比较，也许能得到某种启示。1920年代发生在中国北大和清华的科玄论战是由玄学向科学的挑战引起的，而1950年代发生在英国剑桥的两种文化的论战则是由提倡填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引起的。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但现在已经成为无国界的人类共同文化。时至今天，我们还要拒斥陈独秀等人在80多年前就大声呼唤过的“赛先生”吗？

    胡适说：“欧洲的科学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人吃厌了鱼肉……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着科学的赐富，更谈不上科学带来的‘灾难’。让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这位人文学者在80多年前说的这段话不是也适合今天吗？

    科学经典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著作，是在人类智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是理性精神的载体，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面对不朽的理性群碑，不是要顶礼膜拜，而是要研习解读，读出旧的精神、读出新的意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