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理解苏代表的良苦用心。毕竟，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就离我们而去，留下的不只是他那从此没有依靠的妻儿老小，更有那无尽的震惊和悲凉。但无论是从当前的社会环境，还是从立法本身的要求来看，呼吁赋予城管刑事执法权的建议，并不妥当。

    一方面，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出台，其最为主要的目的，都不应该是只为了防治老百姓，而应该同时约束公权力。尤其是相对强大的行政权，以避免公权侵害公民的私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人恶意攻击城管执法人员的行为和现象，但必须看到，在具体城管执法过程中，一些诸如强行抄摊，强行扣留当事人财产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和手段，都有违法之嫌。实际上，尽管执法部门在依法的前提下，确实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自由裁量权不等于任意裁量权，其本身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原则、适当原则、必要原则以及对应原则来执行。只有其所采取的措施真的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具有合法可行的基础。如果不考虑现实条件（比如，一些执法者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态度粗暴，甚至有些野蛮等），单纯扩大执法者的权限，很容易造成不良后果。

    另一方面，从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城管执法人员所面对的执法对象，大多是一些生活窘迫迫不得已违法经营的城市贫民或外来农民。因此，无论是采用全副武装的装备，还是从立法层面增设刑事惩戒的责任和分量，都会给人一种以强凌弱的不公平感。

    实际上，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李斯特早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而无数的社会实践情况也早已证实，在刑罚惩罚外，确实还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法。而那些过多地倚重刑罚的方法，特别是靠严厉的刑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往往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这就必然需要各方面广泛发掘防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各种有效途径。比如，改善执法方式方法，给小商小贩一定的经营场所等等。

    另外，限制公权力的使用，远远重于对公权力的扩张。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和规范的公权力的扩展，不仅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激化新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