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相关报道的记者王佑与王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翁宝系《第一财经日报》的员工，而王佑刊发的相关报道系职务行为。根据民法理论，职务作品的侵权行为通常应当由记者所在的单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规定：“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在国内，因为职务作品单独起诉记者的诉讼也属罕见，而3000万元高额的赔偿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更是绝无仅有。

    因此，作为拥有众多法律顾问的富士康公司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然而，它却选择了单独起诉记者，以向翁宝索赔人民币1000万元、向王佑索赔人民币2000万元的姿态高调起诉，并申请深圳当地法院将两人位于广州和上海的房产、一辆汽车和两个银行账户全部查封、冻结。显然，这起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维护自身的名誉权，而是要通过诉讼来打压记者，用经费巨大和旷日持久的诉讼拖垮记者，让记者经受不起诉讼的高成本，从而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退步。

    因为，富士康公司是一个大型公司，他们有巨额资金和众多的人员来进行诉讼，但是，如果他们选择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作为被告，报社也拥有众多人员和相应的经济实力，富士康公司与《第一财经日报》对簿公堂，可能得不到什么便宜。但是，起诉记者个人，情形却大不相同。首先，他们提出的诉讼标的惊人，总额达到3000万元，这从诉讼一开始，就容易从精神上对记者产生巨大压力；其次，他们以如此高额的诉讼标的起诉，就有理由申请诉讼保全，从而查封、扣押记者的所有财产，使得记者个人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也给记者的家人也带来压力，而即使判决结果对他们不利，公司因为有雄厚的财力，即使要作出赔偿，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再次，富士康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它的实力远远超过个人，他们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拖延诉讼，让记者个人疲于奔命，没有金钱和精力去应对诉讼。

    富士康公司曾经从这种诉讼中尝到过甜头。2004年，鸿海也曾因一篇报道，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扣押”了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的个人财产，同时向其个人索赔3000万元新台币。其行为引起了台湾地区和海外各地媒体从业人士的强烈抗议，并最终迫使该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台湾《工商时报》及记者达成和解。但即便如此，记者也是在饱受压力之下寻求和解，而富士康公司却是居高临下，占尽优势，和解对于它来说肯定有利。

    并且，富士康公司也是在8月18日苹果公司针对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状况发布了报告，认定富士康公司明显违反苹果公司供应商行为准则的相关要求的情形下，提起的这场诉讼。在我看来，富士康公司用单独起诉记者的方式打压记者，试图掩盖“超时加班”的真相，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司法程序是可以被滥用来压制言论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