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随即引发了大批网友的批判：“太可恶了，怎么能发布这种恐怖信息呢！”“出名也不能靠这种把戏吧！”但也有少数看客表示无所谓，“大惊小怪，又不是真的。”“警示一下反恐工作也好。”

    本报开辟“让成长呼吸绿色风”栏目以来，许多读者和网友不仅提供各种痛批“恶搞”实例，而且对本报日前策划调查的几个有关“恶搞”的范围界定基本表示认同，同时，也认为“恶搞”只是不健康舆论环境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能将一些青少年个性化幽默化的表现都冠以“恶搞”之名。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也致电本报，表示要有针对性地清理不健康舆论环境。湖南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明确表示重视本报报道，进一步从具体细微处抓健康舆论环境建设；武汉市有关部门致电本报表示，整顿不健康舆论环境是全社会的事情，比如，武汉暑期提供给青少年的“绿色网吧行动”，就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行动，创造了“恶搞”不兴的氛围。国内一家著名网站的代表今天还专门来到本报，了解本报报道相关事宜，认为针对“恶搞”等不良舆论现象不仅要更深入地痛批，制造、传播、管理舆论的部门以及文化传媒企业等相关环节、行业和公众，也要一起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法律和道德之间一系列“标准”界定问题。

    针对“红色经典”改编热潮，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教授曾表示：“对经典解构与颠覆的倾向不可等闲视之。对权威与传统的轻蔑、歪曲与亵渎，并和商业操作结盟，导致社会‘恶搞’成风，是一种文化病象。”

    与专家一致反对的态度不同，一些青年读者和网友也担心“恶搞”会被当作“帽子”到处扣。草根、个性、挑战权威，是主要的担忧论点。

    “中青在线”网友杜尔西内娅认为，“恶搞”之所以盛行，就是因为可以把一些平时不能说的、不能提的、不能反抗的问题通过委婉而感性的方式提到大众面前。

    厦门大学化学系学生小王更轻松地表示，对“恶搞”要宽容一点，“它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形式的丰富，虽然表达方式有时不登大雅之堂，但不妨看作是草根文化的崛起，给文化领域带来了新鲜血液。只要它没有触犯道德、法律的底线。”

    面对这场纷争不止的大讨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表示：“恶搞”这个名词本身的定义并不明确，所指内容也模糊不清。舆论批判的“恶搞”其实是有明确指向和界定的。

    这一点也获得了不少年轻人的赞同。

    此前，某网站曾做了一个十大“恶搞”排行榜，从《后舍男生》、《馒头血案》到《闪闪的红星》等等，近年来较受关注的视频改编作品都被一网打尽。中科院研究生小张表示反对，“我很乐意听着《后舍男生》，看着《馒头血案》，轻松一笑。但《闪闪的红星》就让我觉得过了。不能把所有的视频改编作品都打成‘恶搞’。”

    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也表示，要谨慎对待“恶搞”一刀切。“互联网确实存在许多弊端，需要加以盘整和矫正，但一刀切地打击反讽作品，围堵新兴的话语方式，势必扼杀前卫文化和自由批评的生长空间。”

    关键在于“度”的把握。改编创作有“度”的问题，整治“恶搞”更宜疏不宜堵。

    苏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认为，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关键在于有一个健康的舆论环境。“‘恶搞’其实只是不良舆论环境中的一部分，青少年成长更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绿色的舆论大环境。”

    缺乏健康的舆论环境，“恶搞”这样的新生事物就很容易走入歧途。有学者表示，“恶搞”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兵器，它不过是讽刺与幽默的过度延伸，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环境中，“恶搞”也许没那么可怕。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以“恶搞”为能事，以群体狂欢和媒体追炒代替严肃创作，除了“恶搞”拿不出更像样的原创货色，没有真正的文化创新，那就是最大的可悲了！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