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张福生的一篇文章，名叫《中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特殊岁月——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我很感兴趣。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黄皮书的热心读者。

    毕：现在的青年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叫黄皮书。

    梁：黄皮书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反修”而内部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封面用黄色胶版纸而得名。“文革”前大约出版了二十几种，“文革”中又出版了十几种。这些书当时只供应党政机关和高级干部。

    毕：当时选择了一些在苏联和西方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当做反面教材，出版的本意是为了让少数干部了解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敌情动向，然后加以批判。那种基本价值判断，已然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但当时敢于出版自己不赞成的东西，也还算是有气魄。

    梁：我是“老三届”，又当过老知青，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书生活。按规定，我们没有资格购买和阅读内部书，但“文革”中，原有的秩序打乱了，我们这些知青成为内部书最热心的读者。在知青点之间，为了借一本书，不惜走几十里路。组织出版者没有想到，反面教材在“文革”中却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读物。

    毕：更耐人寻味的是，明明知道出版的意图是批判，译文的质量却很高，如今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很少能和它们相比。仅仅用译者的敬业精神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没有对作品相当的同情和理解，如何做到信达雅？

    梁：有的知青，就是因为受到这些书的影响，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成为有成就的作家。这恐怕是黄皮书的出版者始料不及的。今天回顾黄皮书半个世纪的命运，我觉得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一个时代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作品，到另一个时代可能成为好的作品，甚至被尊崇为名著、经典。黄皮书里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都是如此。禁书变为传世之作，这样的情况，在中外文化史上屡见不鲜。

    毕：我以为像黄皮书这样的现象，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研究都有意义。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一、在那样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出版在基本封闭的条件下，何以会出现有一定规模地印刷非主流文化的出版物？是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还是有较为普遍的意义？二、这些出版物是在封闭条件下发行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发行”，它面向的不是全社会，而是以行政意志选定的特定目标。但人是复杂的，原来认定的阅读目标，不可能完全严格按照要求实现这些出版物的定向传播，所以客观上这些出版物对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起了作用。这是始作俑者意想不到的事。三、出版物一旦进入社会，其传播自然会形成它的规律，从而产生相应的再生产过程，比如手抄、复写、借阅等等。在研究中国当代思想文化时，这些特点是需要关注的。

    梁：历史有时候会有一些奇特的现象。比如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被批判的对象最后都要有相关的“材料汇编”一类的东西出现。这些材料虽然都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取舍材料和判断事实，现在看，在事实评价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东西又获得了另一种文献学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当时的材料，可能保存了重要的史料线索，这对于历史研究，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史料。现在，不少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纷纷意识到，要去潘家园一类的旧货市场，寻找有价值的史料。

    毕：在非常态的历史环境中，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以变态的方式存在，也是一个基本规律。所以，我们研究历史，需要从各个方面来获得那个时代的历史信息。再说，凡“材料汇编”、“言论集”、“罪行录”一类文字材料，不管如何编纂，总还要遵守当时的规范。从事此类工作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专业素质并不低，所以有的史料在编排、分类、检索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技术质量。把专业技能用在这些材料的编写上，是专业人士的另一种历史悲剧。他们没有黄皮书的译者那么幸运，时代变了，内容不用改，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成了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

    梁：正面材料反面看，反面材料正面看，这是中国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阅读习惯和思考方式。凡没有完全失去思考力的中国人，总会用自己的智慧去从通行的材料中看出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