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单是与社会生活的发展速度相比，当前公共设施的供给，跟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要求也相差甚远。公共设施的老化严重、数量不够、质量较差等问题，在每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据统计，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我国每年要建造约20亿平方米的住宅，相关的供电、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设施都亟待建设，这意味着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显然，让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是必然而理性的选择。

    但是，在公共设施市场化整体推进社会福利的同时，必须要防止服务价格失控状态的发生。近一段时间以来，城市居民用水、用电、用气以及公交等公共物品的价格升高，成为城市中盛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因其而引发的各种听证会，被公众戏谑为“涨价会”，削弱了其本质意义上体现社会进步与正义的价值。公共物品的涨价，固然包含资源稀缺、物价上涨、供给成本增大等社会与经济因素，但公共设施的市场化推进，也是不可忽视的涨价因素。这不仅因为市场化之后的公共物品设备更新、档次抬升、服务质量提高，还因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天然倾向。

    理论上讲，除了慈善性质的捐助资本（这种资本在公共设施建设中几乎没有），任何参与公共设施的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都期望从参与的事务中尽快收回成本并获取利润。尽快赢利并扩展获取利润的空间，是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参与设施建设之后的合理选择。也就是说，它们会利用手中的各种资源来影响公共设施的价格制定，这在公权力没有得到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发生，特别是目前很多公共设施的提供单位仍然存在着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的状态下。

    因此，在公共设施市场化的明智选择中，必须坚持公共设施的公共利益，必须保证公共设施是政府为居民提供的总体性社会福利的本质，要避免让公共设施市场化的改革，成为营造政绩工程或政府甩包袱的手段。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高公共设施的供给水平和服务水平，也不管什么资本来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公共设施的福利性不能改变，尤其涉及的公共利益不能受到侵犯。政府提供合乎公众需求与社会发展的公共设施是其义务，采取何种方式不过是政府完成其本职工作的手段。无论由谁来提供公共设施的各项服务，政府都应该保证长期而连续的、普遍而合理的服务价格，不能因为参与主体的改变而改变公共设施的公共性质，从而以价格的急剧抬升来损害公共利益。换言之，在公共设施市场化的同时，包括价格、质量等方面在内的政府监管体制必须能够跟上发展步伐，才能保障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实现公共设施市场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