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少国人感觉恶搞给自己带来了许多轻松和快乐，但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是，许多恶搞正脱离初期的个性创造和幽默，走向庸俗化和恶俗化的误区，赵本山变成女人、林黛玉穿三点式、诸葛亮吃伟哥等低级的恶搞泛滥成灾。在恶搞红色经典中，主流价值观正被消解；在恶搞英雄中，是非善恶感正被模糊；在恶搞无辜者中，公民个人权利正遭到侵犯。恶搞要想扩展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娱乐自由，是到了为自身确立“有所不为”自律边界的时候了。

    对恶搞流行有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论调：恶搞是一种自由权利，代表着国人正在成长中的幽默与创造力，开明的政府部门应该最大限度地容忍这种自由，开放的社会应有足够幽默感来接受这种表达，被恶搞对象应该有充分的娱乐精神来包容恶搞。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有谁反对恶搞，仿佛谁就是在限制表达、扼杀自由，谁就缺乏幽默感，谁就没有娱乐精神，从而被贴上“无趣”的标签。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娱乐自由观，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有所不为”的法律和道德底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应是恶搞第一层次的自律。如果将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别人同样可能将你所不欲强加于你。西谚云：“你的自由边界是他人的自由。”本报前一段时间搞的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3％的人表示，如果自己成为恶搞的对象，会感到恼火和愤怒，这应成为恶搞自律的心理基础，己所不欲，勿恶搞人。

    前几天本报报道了恶搞“极品男”的事件：一名学生被人恶搞为一个在火车上与邻座女生疯狂搭讪的“极品男”，恶搞的帖子使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恶搞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就不至于如此了。某些恶搞者特别喜欢拿“多点娱乐精神和幽默感”来要求别人完全宽容和接受恶搞，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霸道和专横的思维：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迎合你的恶搞呢？你又有什么权力为别人设置“牺牲自己娱乐他人”的义务呢？恶搞要成为一种健康、可扩散的公共娱乐自由，必须首先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审慎地行使这种自由和权利。不顾及别人感受而只顾追求一己之恶搞快感，最终只会使恶搞成为众矢之的，从而窒息真正的幽默感和创造力。

    但仅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还不够，因为恶搞不仅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事情，更多地会在大众传媒空间中对其他人——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正如评论称：恶搞作品对于世界观、价值观已经成熟的成年人来说，也许只是看过后一笑了之；但对于世界观、价值观尚在形成中的青少年来说，负面影响则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恶搞者还要有“父亲”的自律意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一个父亲，你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恶搞作品？如果不愿意，那么也不应让其他孩子受到这种作品的误导。大概没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看到拼贴裸体的恶搞图片，让自己的孩子在恶搞雷锋、董存瑞中是非善恶观变得模糊，这种“私爱”应推及对所有孩子成长影响的关注上。因为你自己的孩子也生存在这个舆论空间中，如果价值观被颠覆、道德被消解，没有一个孩子会幸免于误导。

    大家一定记得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这样一个细节：齐达内为自己球场上粗鲁的撞人行为向孩子们道歉。这位法国人的举动，传递出一种可贵的人文情怀，即对自己的行为有着“孩子会怎么看、孩子会受到什么不良暗示”的道德敏感和责任意识：孩子们的价值观尚未成熟，成年人不应只站在自己立场上看待社会现象，应谨小慎微地注意自身行为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些网民对反恶搞存有逆反心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出于挑战权威的叛逆心理，比如担心有人（或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扣帽子，或者行政审批机关借行政许可滥用权力，等等。对此完全可以理解，正如本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的，大多数网民认同道德伦理、传统文化、他人人格、信仰信念、红色经典等，不应成为恶搞对象，这说明了我们对恶搞及其危害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绝不能混淆是非，我们呼唤的是建立在法律和道德底线之上的自由，谁也不再想回到当年那个处处需要盖章、处处需要审查、处处要防备他人的年代了！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必须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为了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应该担当起那份道义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