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轻时是“受鲁迅先生宠爱的学生”；

    他不仅通晓国学各脉，且学贯中、西、印三大文化圈；

    他会8种语言，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他从来不说，从来不显扬自己，只是做……

    他是谁？

    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徐梵澄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望着台上放着的皇皇16卷巨著，人们都在打听“徐梵澄是谁？”不仅年轻学人不知道，中年学者不知道，就算资深的老专家中知道的也不多！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竟然鲜为人知？这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正是了解了这位大师“安静得甚是寂寞”的一生后，令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心头犹如电闪雷鸣，震撼不已。

    在这个极其浮躁的年代里，对于当下的青年学人而言，急功近利让多少人不能安静，不甘寂寞！刚刚做出一点学问的人，便要学会“炒作”自己，因为只有炒作才能引起轰动；做不出学问的人也要会“包装”自己，因为惟有包装才能吸引“眼球”；于是我们看到，学术界里热闹非凡，不时有获诺贝尔某某学奖大师的真传弟子在媒体亮相，且不时传来又有某位学人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抑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看中，还有不在少数的年轻学人著作等身，并有专门配发的学人与著作的合影照片见诸报端……更有无论谁对自己提出不同见解或是批评，都敢动辄破口大骂别人“弱智”的极富个性的学界精英。似乎学术界里真的没有了寂寞者。

    徐梵澄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生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的一名研究员，早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回国后，受鲁迅之嘱，有规模地翻译了尼采的著作。1945年徐梵澄远赴天竺时，郭沫若、郑振铎曾亲自相送，在印度30余载，他潜心研究中、西、印文化。这期间，徐梵澄译出印度古代经典《薄伽梵歌》、《迦里大萨》、《五十奥义书》，同时，又交叉并进地译出印度现代圣哲室利阿罗频多的《薄伽梵歌论》、《神圣人生论》、《社会进化论》、《瑜伽论》等。值得一提的是，曾让圣雄甘地感叹：“此乃滴滴甘露也！”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的院母密那氏的法文著说也是他译成《母亲的话》中文版。上世纪60年代以后，身居南印度的徐梵澄，开始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之菁华。先后用英文著述，写出《小学菁华》、《孔学古微》、《周子通书》、《肇论》、《唯识菁华》。正如研究者们所强调的：当年鲁迅对传统文化之糟粕批判的锋芒，被徐梵澄折射为对传统文化之精华弘扬的光耀。

    1978年，年近70岁的徐老只身由印度回国。回国后的20余年，他的个人学术研究达到峰巅，以精神哲学的进路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经典，代表作为《老子臆解》、《陆王学述》。他通过对中国及世界文化的比勘、创通，构建了心同理同的人类平等对话的思想学术形态——精神哲学。他是“20世纪中国学人兼及中、西、印三大学术文化之屈指可数者”。

    就是这样一位多领域、多学科有诸多成果的大师，却从不张扬，从不炫耀。据中国语言大学的张西平教授讲，当年许广平在回忆录中说梵澄：“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然而，徐先生却生怕有“依草附木”之嫌，从不张扬自己和鲁迅的渊源。据出版策划人倪为国回忆，他曾提出想把徐先生上世纪30年代写的杂文放进文集出版，先生的回答是：“不必了，多点少点无大妨碍。”后来倪为国看到有人写文章，说有后学钩稽徐先生在《自由谈》上的文章，转交他并由他确认，被他回绝了，他引用鲁迅的话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据世界宗教所所长助理孙波研究员回忆，去年，正值梵澄先生九十高龄，世界宗教所想为大师举办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时，先生也只平静地说了三个字：“不必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这样概括徐梵澄的一生：“不以出现于公众视野为务，不以听不到掌声喝彩为意，只是竟日为学不辍，笔耕不止，直至生命的终点。”张西平教授则说徐梵澄一生：“安静得甚是寂寞，寂寞得非常安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徐梵澄可以不受世俗诱惑而我们不能？为什么徐梵澄甘于淡泊而我们不能？为什么徐梵澄泰然自外于名利场而我们不能？为什么徐梵澄一生与媚俗不共戴天而我们不能？为什么徐梵澄能够静心安坐冷板凳而我们不能……

    诚如《徐梵澄文集》的编辑者所说：“先生所治精神哲学，其主旨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变低等自性为高等自性，变情命中人为精神中人，如他自己所言，‘终期转化社会与人生’。所谓‘转化’，就是人的精神能力的不断提升。无论是中国的孔、孟、老、庄，还是印度的圣雄圣哲，其追求都是一样的，因此，梵澄先生说：‘让我们惊异的是，被喜马拉雅山脉分隔开来的这些学者或圣人，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在许多方面沿着同一道路为着相同的目标而努力。’”

    让我们每个人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吧，惟此，才能“变低等自性为高等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