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随着CA925航班飞离北京，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圆满结束了对中国的第五次友好访问。大江健三郎于1960年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第一次访华时，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见到了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郭沫若以及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著名作家。1984年第二次访华时，他受到胡耀邦同志的接见。

    9月12~13日，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李薇等陪同下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与历史学者座谈。该馆馆长朱成山亲自担任讲解。大江健三郎在参观过程中面色凝重。随后会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姜根福和夏淑琴时，大江健三郎鞠了三个躬，这是他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南京大屠杀时，我只有两岁，现在我71岁了。这一次，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到南京来”，“中国人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69年中，勇敢地去作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大江健三郎表示，回国后他将把为期一周的访问观感发表在10月份的《朝日新闻》上，“要告诉日本的年轻人”。前不久，大江健三郎就曾和知识界朋友群起声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作为邀请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9月10日组织了高规格的“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叶渭渠、文洁若和黄宝生、陈众议、陆建德、吴岳添、许金龙、王中忱等著名学者和知名作家莫言、阎连科等出席。

    莫言和大江是忘年之交。大江早在1994年的一个讲话中就提及莫言。大江9月9日上午在社科院做了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9月9日下午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售《愁容童子》等3本新书，9月11日的“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几次活动莫言无一缺席。

    2002年，大江第四次访华时就曾专程探访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老家，并与之深入对话，这位同样来自日本农村——四国岛的作家认为自己和莫言有很多共同点：“如何将故乡小小村庄里的想法，离开家乡以后的想法，以及当时的伤痕，还有现在的自己担负的行为造成的伤痕等这些作为现代文学写出来”，“我们现在想把自己的文学推向世界，这一点也非常相似”。

    此次访问期间，大江健三郎的三场公开演讲《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和《鲁迅——中国——我》，主题全都和鲁迅有关，因为他12岁就开始在母亲的影响下阅读鲁迅作品并终身受益：“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

    除南京之行和“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外，大江还参加了“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发布会。该丛书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与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由大江和莫言联袂策划，口号是“我们需要一场告别上个世纪传统经典的新名著阅读运动”。

    据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陈众议介绍，“新名著主义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副产品。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社科院外文所之邀访华，“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访华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照着泰戈尔20世纪初的中国之行，作家徐坤盛赞大江2000年的中国之行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当时，大江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和徐坤等中国作家会面，并提出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倡议，后因非典和缺少资金等难题未果。

    虽然未能实现广邀世界级作家聚会中国的宏愿，“新名著主义丛书”却实现了一场全球范围内重量级作家在中国的纸上聚会。该丛书首期结集出版了12位海内外著名作家的23部作品，有大江的《愁容童子》和《我在暧昧的日本》，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还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苏珊·桑塔格的《中国旅行计划》、《沉默的美学》，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瑞森的《柏油孩子》、《最蓝的眼睛》，意大利当红作家阿利桑德罗·巴里科的《海上钢琴师》、《用吉他射击的人》，200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赛尔西奥·皮托尔的《夫妻生活》、《逃亡的艺术》等……

    翻译家许金龙介绍，《愁容童子》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就是以大江健三郎为原型。大江健三郎积极介入捍卫历史、维护和平的社会活动。在日文版《愁容童子》问世的第二年，时年69岁的大江偕同加藤周一、井上久等贤达组成九条会，强烈抗议日本保守势利企图篡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为日本复活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扫除障碍。“这种呐喊又与大江在森林里那座叫做《愁容童子》的殿堂中为人类和平以及和解所作的祈祷重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交响曲”。

    《我在暧昧的日本》收录了大江2002年访华时与莫言的对话，在清华大学和柏林的演讲，以及时事评论、文学创作谈和人生感悟等17篇随笔，对“暧昧”这一日本的国民性进行了深入批判和反省。大江说：“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尽管大江在多个场合表达他对鲁迅、巴金和莫言等中国作家的敬意，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中国情结”，“忽略大江对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文化——文学的广泛关心，甚至会助长我们这片土壤上容易生长的盲目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