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下午3点，北京协和医院北配楼三楼报告厅里，一群来自北京朝阳区某医院的“白大褂”，在数十块一人多高的浅绿色展板前交头接耳。这是两家医院之间的一次业务交流——参观协和医院的病案展览。

    看得出来，一块印有一张连体人照片的展板，吸引了这群医生的眼球，大多数人都在这块展板前驻足许久。这块展板上详细记载了中国第一例连体人分离手术的病案：江西刘氏兄弟，由胸前一个拳头大的肉桥相连，18岁时各娶一妻，各生一子。1957年，这对在一起生活了68年的连体兄弟，在协和医院被手术分离，一位在术后4小时死亡，另一位活到了77岁。

    在连体人病案的展板边上，是一份梁启超的病案。

    1926年3月8日，因患尿血症，梁启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予以手术割除。术后解剖此肾，确实有一个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并不是癌症。随后，社会上传言不胫而走：因医生判断失误，竟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去。一时间，舆论哗然。

    就在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强时，梁启超写了一份英文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翻译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至今仍然保存在病案中，此次展览中也一并展出。

    梁启超在声明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

    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宋氏三姐妹……一大批近现代名人也都在协和医院留下了自己的病案，在这些病案的记录者中，有包括林巧稚、曾宪九、张晓楼、吴蔚然、张中堂这些医学大家的名字。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文病历，还是后来50年代的中文病历，都工整、详尽，甚至连配图都细致入微。

    “让我们的医生向协和医院学习，如何正确规范地撰写病人的病历。”带队的医生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只有协和医院保存有从1921年到1941年在这里出生的婴儿病案

    病历，又称病案，是关于患者疾病发生、发展、诊断、治疗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临床医师根据问诊、查体、辅助检查以及对病情的详细观察，经过归纳、分析、整理书写而成的医疗档案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医学价值。

    病案是协和医院的“三宝”——“名教授、图书馆、病案”之一。这片建设于北京豫王府旧地，被绿色琉璃瓦覆盖着的宫殿式建筑，已有85年的悠久历史，保存的病案已达到240余万份。

    这240余万份病案，被完善地保存在协和医院门诊楼四楼的病案室里。数十个刷着白漆的两人高的铁皮柜，里面是无数特大号的铁皮抽屉，“哗啦”一下打开，数百份文件夹大小的病历映入眼帘，暗黄的牛皮纸封面，掩饰不住80多年岁月的褶皱。

    1921年建院初始，国内并无保存管理病案的现成经验，当时的病案室主任王显星为协和医院设计了一套“整体制”的管理方法：一位病人在医院内只建立一份病案，各科通用，不管病人住院、就诊多少次，所有的医疗记录都集中在一份病案内，终身保持一个病案号。

    这一病案管理制度，不仅开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制度之先河，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属于领先地位。据协和医院院史载：上世纪30年代，王显星曾向医院领导提出赴美国进修考察的报告，当时的院长，美国医学家胡恒德（S．Houghton）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学习。”

    这些详尽的病历档案，每一册都记录了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数据，在医生们遇到疑难病例需要帮助时，只要将病例交给病案室，工作人员就会从上百万份病案中提出相关的病例。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夫人患病，很多专家都无法确诊，最后请到了协和医院的著名内科医师张孝骞。张孝骞在没给病人做任何辅助检查的情况下，仅通过详细询问其病史与查阅相关病历，就准确地诊断出马夫人的病症。此事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近年来，国际医学界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人一生的健康状况，与最初在子宫内的发育状况密切相关，它甚至关系到一个人中老年可能会得的各种疾病。

    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起一项名为“宫内发育与老年病关系”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对1921年至1941年出生的人，进行出生期和老年期身体状况的对比统计研究。

    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后发现，只有协和医院保存有从1921年到1941年在这里出生的婴儿病案。从2003年起，这项研究的中国部分，便开始在协和医院进行。

    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刘爱民说，在协和保存完好的240多万份病案中，已经找到了符合条件的2000多位老人。他们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还有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女儿吴青。

    翻开发黄的案卷，那上面有婴儿出生时留下的花瓣似的小脚印，还有他们的接生医师林巧稚，用娟秀的英文书写的出生证明和签名。

    病历写得不好的，很少能成为出色的医师

    医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让医学生们尽早与疾病短兵相接，把书本还原为应用，使理论转化为认识和经验，这是医学生们登堂入室，进入医学殿堂的唯一正确路径。

    重视病案是协和医院的传统，它是医学院学生临床入门的基本功，也是医生考评的依据。

    协和医院的病案书写，很大一部分是由刚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见习医师完成。见习医师刚进病房，要做的是采写病史，自己动手为病人做常规化验检查，在各种检查结果的基础上做出初步的判断，写出完整的“大病案”，然后交给导师。

    “病历写得好，就一定会成为好医师，病历写得不好的，很少能成为出色的医师。”每一个在协和医科大学就读的学生们，都从各自的导师那里听过这句话。

    这些见习医师们，每人都有一位指定的导师。在他们采写完病历之后，导师会和学生一道对病人进行复查，核对化验的结果和各种体征。

    由于缺乏医疗实践经验，临床思维能力也还在逐渐形成过程中，见习医师常常在资料搜集与病情分析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对病案书写的基本要求、格式都有着不理解之处。这就需要导师们对其严格要求。

    现年85岁的中国医疗史研究专家董炳琨，1960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主管医院的医疗与教学。他说了这么一件事：一批协和医学院的见习医师来妇产科实习，导师林巧稚要求每个人完成10例初产妇分娩全过程的观察，并用英文写出完整的产程病案。学生们仔细观察和记录了分娩的全过程，林巧稚一份份看过后，只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上批了“Good（好）”，其余的全部退回重做。

    这些学生更认真地观察与记录，结果，林巧稚依旧不满意。

    于是，这些学生找来“Good”的作业，对照之下发现，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上，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

    这样丝毫不留情面的严格和认真，现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的张安教授也曾经历过。张安是我国著名内科专家钟惠澜的学生。当年，他的第一份病历被钟惠澜用红笔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名字的三个字是自己的”。

    导师还会就病人所患疾病可能的种种病因和问题，向学生提问。因此，见习医师们在向导师提交病历之前，都要跑图书馆和病案室，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文献，对自己分管病人的疾病做最充分的了解，避免在导师们严苛的追问下理屈词穷。

    一个协和医大的学生，在她毕业多年以后曾深情地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依旧记得病案室里的书桌和高背靠椅，协和许多教授（在那）有着自己的固定座位，他们的星期天常常在那儿度过。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那些熟悉的身影一动不动地镶在窗框里，像是一幅幅逆光的剪影……”

    老协和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达官贵人和走投无路的穷人

    现代西方医学理念认为，疾病大多与患者心理的、情感的和社会的因素有关，任何一家医院，如果不能提供社会服务，只是设备精良、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准，还不能被称为第一流的医院。

    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协和医院从建院初始，便设立了“社会服务部”。这是一个特殊的医疗机构，它的职责是为确有困难的患者提供经济、心理、愈后的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医生提供治疗前的社会调查和治疗后的追踪随访结果。

    老协和的医生们，时常会遇到因生活贫困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这时，医生就会去找“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把病人介绍给他们。

    随后，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社会调查与家庭访问，写出对患者生活状况的书面报告。社会服务部再根据报告，商量决定对病人的资助方式：减免或分期偿付医疗费用、或给予衣物、路费与营养资助，甚至还提供殡葬救济。

    这些衣领上绣着“SOS”（“社会服务”的英文缩写）的白大褂，多是刚从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他们所做的调查报告，都附在病人的病历后面，是医生的重要参考材料，而他们对出院病人进行的随访调查，既让病人及时得到指导，防止疾病复发，又为医生的科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调查报告作为病案的一部分，和病案装订在一起。几十年过去，病案室里还依旧完整地保留着这些原始记录。在这些发黄的纸上，依旧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样的字迹：“……大夫优待，按八五折计算……”“……大夫免收费用……”

    根据董炳琨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是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职能最完善的时代。正是由于有了社会服务部，老协和才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一类是达官贵人，一类是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有作为病案保存的价值。对穷苦人的帮助，也体现了医生这个职业的社会关怀和理性。”董炳琨说。

    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撤销于1952年。同年,中国所有的大学，全部取消了社会学系，原因是当时有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社会问题。

    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从1939年起，董炳琨就在八路军120师医疗队工作，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这个行医60多年的老医生，对北京协和医院院史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撰写过数部医院管理专著。

    在董炳琨对医患关系的多年研究中，他发现，许多医疗纠纷的发生，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源于“医方的服务态度、语言沟通和责任心方面”的问题。

    而医院与医生漠视病案，正是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别说病案了，现在的年轻医生，连处方上的字都敢写得七扭八歪。”董炳琨不住地摇头。

    多年以前，董炳琨曾在老协和图书馆的一本英文原版书上读到过：英国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一位无名医生的铭文：

    有时 去治愈；

    常常 去帮助；

    总是 去安慰。

    在董炳琨看来，这来自遥远地方的湖畔铭文，正如同老协和所保存的那240万份病案一样，深刻地阐释出医生这个职业的人道使命，折射出人性的温暖。

    “希望协和的这次病案展览，能够让年轻医生，和那些即将进入医学这个神圣殿堂的学生们明白，如今的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董炳琨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