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明或许跑在前边，

    前边的前面，

    却是在我们后边坚守并照耀着的古老文明

    ……

    也许，

    她将是人类精神家园苍白衰竭时，

    最后的输血者。

    ——陈哲

    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采风的词曲作家陈哲无意间闯入玉狮场。那一刻，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恍如时光倒流，走进了30年代的村庄”。

    这座半山坡上的小山村，有着古旧的木头房屋、曲折的乡间石板路、坠弯了树枝的苹果和久违了的原始森林。眼前的景象，让这个长发艺术家的“心灵震颤”。

    此后，他像着了魔似的，一趟又一趟前往这个村庄膜拜。在这里，他自称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灵魂家园”。他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大山深处的普米族山寨的故事，告诉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我们此次的前往。

    进山

    吉普车在铺满阳光的山谷间穿行。目力所及，到处是看不到边的绿色。阳光和植物混在一起的味道，使呼吸突然变成了享受。

    杨周明深吸几口气，眯起眼睛。“咣”的一声，车子猛地一颠，头重重地撞到车顶上，可他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理会。

    这是个40岁的普米族人，身材魁梧，脸色黝黑，沟壑纵横的面孔使他看上去和普通山里人没什么两样。从十几岁走出山寨到县城读书，到现在他已成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著名的企业、金鼎锌业一分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

    杨周明的哥哥杨周泽，是怒江州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箐花村的村委会主任。这个村的300多户人家，几乎全是普米族。据考证，这个总数只有3万多人的少数民族是羌族的后裔，历经千年，从大西北迁徙到大西南。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玉狮场，是箐花村所辖5个自然村中的一个。因为路途艰险，雇不到车，杨周明奉兄长之命送我们上山。他现在的家在兰坪县城，自从春节以后，还没回过玉狮场。

    山间的土路曲曲折折。吉普车像喝醉酒似地左摇右摆，车轮不时滑向一侧。车子里的每个人，紧紧拉着车顶的把手，身体还不时被重重地甩向车门。

    据说，这条已经破败、荒废的道路，普通小车、大车都上不来，只有性能优越的吉普车在熟悉地形的当地人的带领下，才可勉强一试。

    杨周明把手指向窗外：“看，这些全部是次生林和人工速生林。真正的原始森林，要到我们玉狮场才能看得到。”

    土路所经之处两侧的山坡，全部遭受过森林屠刀的砍伐。至今仍有巨大的树木尸体横陈，树桩倔强地不肯腐烂，令人惨不忍睹。

    随着路的消失，我们被告知，就要进入玉狮场的地界了。吉普车在杨周明的指引下，浑身震颤着在林子里钻进钻出、爬上爬下。山上滚落的巨石不时拦住去路。我们只有一边清理“路障”，一边缓慢前进。

    终于，吉普车停在距离玉狮场不算太远的地方。一群背着竹篓的人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他们麻利地接过行李，装进背篓。这其中就有杨周明的哥哥、箐花村村委会主任杨周泽。

    他穿一件灰色皱巴巴的旧西服，挤在人群中。羞涩与直率在他的眼神中，竟然奇妙地融为一体。

    寂静

    尽管进村的路已经不长，但还是给我们这些远来的客人一个“下马威”：裸露的石头横七竖八地卧在稀烂的泥里，人便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每迈出一步都令人怀疑，下一步就将摔个嘴啃泥。扛着行李的当地村民却健步如飞，一会儿的功夫，已不见人影。

    和所有的普米族民居一样，杨周泽家有一个不小的“四合院”。房子是用巨大的圆木垒成，当地人管这种房子叫“木楞房”。正房的四角立有大柱，中央立一方柱，被认为是神灵所在的地方。房间内的陈设十分简单，正对门的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旁边摆着祖先的灵位，墙上贴着3个孩子的奖状。除此外，惟一的家具便是一张床。

    一匹马、两头猪、5只羊、一群母鸡和一只叫作“巫师”的大狗，和主人一起住在院子里。此外，还有几十棵从山上采回的兰花。

    “这种兰花，听说城里卖几千元一棵，我们山上多得很哩！”杨周泽指着其中一棵憨憨地说。

    院子四周，种着大片的玉米和高高的苹果树。苹果个儿不大，青绿青绿的颜色，枝条被果实坠得垂到房檐。随手摘下几个，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在身上蹭蹭，一口咬下去，酸甜酸甜的，是城里的苹果不曾有过的味道。

    “我们这里的农作物都不用农药，肥料也只用农家肥，种出来的东西都好吃。”杨周泽颇有些得意。

    主人用现杀的母鸡招待我们。用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是普米人的传统。而他们自己每天的食物，据说除了土豆还是土豆。

    傍晚时分，火塘燃起来了。人们围坐在火塘四周，喝着清冽微酸的苏里玛酒，聊着家常。这种用玉米、青稞、麦子制作的甜酒，普米人家家会做，据说已有千年历史。几碗酒下肚，肺腑渐渐热了起来。

    “你们知道什么叫幸福吗？”杨周明捧着一个烤得焦黄的玉米自问自答，“幸福不是当大官、住高档宾馆就能获得的。幸福对我来说，就是吃一个玉狮场的青苞谷，再喝上一大碗家里酿的苏里玛酒。”

    女主人不断地把大块的木头投入火塘。木头燃烧发出噼啪的响声，对面的杨家兄弟的脸，被升腾的烟雾笼罩了。

    火塘渐渐熄灭，只剩下几个火星忽明忽暗。踩着咯吱作响的木头地板回屋睡觉，偶然发现，房间竟然没有锁！从抽掉木板形成的“窗子”里，居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银河。

    入夜了。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骚动的村寨重新归于寂静。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似狼嗥一般的狗叫声外，再无任何声响。城市的夜，再静也静不到这种分贝。

    遗产

    见到杨金辉时，他刚刚从山上放羊回来。一顶红白相间的条纹毛线帽子顶在46岁的他的头上，很有些滑稽。他矮小黑瘦，显得眼睛特别的大。过去，杨金辉曾是玉狮场公社“副社长”，也是村里护林的精神“头人”。

    杨金辉带我们朝密林深处走去。置身森林，仿佛时空倒错，瞬间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

    越往深去，森林的景象越是奇特。几个人环抱不过来的大树随处可见，杨金辉不时停下来摸着一棵棵大树：“这是冷杉，这是红豆衫，这是榧树……”

    红色、绿色、橙色的蘑菇，妖艳的不知名的花朵，巨大的鲜红的蝴蝶，小鸟在森林上空清脆婉转的啼鸣……杨金辉说，这片林子里生活着100多种鸟。

    他快步走到一个水潭边，虔诚地蹲下，轻声招呼我们过去。“这是白龙溏，就是白龙的住处”。他说，每年正月初一，每家每户将牛奶、清酒、酥油、乳饼、茶叶、鸡蛋等祭物摆在潭边，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安康。

    走累了，杨金辉趴在脚下流过的山泉边喝水。我们也趴下来喝上几口，泉水甘甜清冽，冰凉刺骨。在一块开阔地坐下，杨金辉讲起普米人与森林的渊源。

    “普米族世世代代住在海拔2400米左右的半山坡”，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开始演讲，“我们普米族人有个传统，就是保护森林。因为有森林的地方里面有龙。”

    “从小父亲就告诉我，林子是祖宗的遗产，不能动。没有林子，红土滑下来，村子就没了！没有林子，人死了连块合适的棺材板都没有！要是林子都没有了，要钱还有什么用？”

    杨金辉介绍，普米人懂得有序地利用山林，放牧、种植少量农作物、编织竹筐草鞋、采蘑菇菌子，与那些卖了森林的地方相比，他们的人均经济收入，一直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有人觊觎着玉狮场的原始林。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省、州、县相继成立了“砍树集团”，从东北调来经验丰富的职业砍树人，举着斧头，支着帐篷，开动油锯，开山修路，道路一天天逼近了玉狮场的“势力范围”。玉狮场人拼死抗争，多次直接与砍树集团发生正面冲突。这样，在云南国有林场几乎全军覆没之时，普米族的集体林场幸存了下来。

    杨金辉曾在日记中记述了普米人和外来的砍伐大军剑拔弩张、兵刃相见的情景：“怒江州下来的伐木工人要砍树，我们和乡里打官司，没用，就组织了五六十个村民拿刀将伐木工人已经切割好的木板全部砍坏。这起事件后来被州长称为一起小型的农民起义。”

    “为什么不同意修路？”杨金辉说，“一是大家心里清楚，一旦路通了，林子必然被砍；二是百姓认为，公路修通后，很难抵制那些外来的不文明的东西。”

    杨金辉的父亲曾是氏族的“头人”。80年前，玉狮场附近的山林里，曾发生过一次普米族与另一个少数民族之间因树林而起的争斗，最终普米人获得了胜利。

    “林子是上一辈人用生命争来的，要是在我们这一辈手里被人砍了，可怎么向祖宗交代？”他激动地挥着地上捡起的一根小树枝。

    担任玉狮场公社副社长时，杨金辉经历了若干次上级政府软硬兼施的压力。自上世纪90年代起，乡里多次提出，给玉狮场修公路作为砍树的交换条件，但是杨金辉“总觉得不对”，一直没有答应。

    他找到乡长，讲起普米族的祖训：“森林如果被砍，就会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山下住的几十户人家就全完了。”乡长接受了，但最终还是砍伐了一些。而此时在山外，其他村寨的林子早已成为荒岭。

    “80年代抵制修路时，全村人都是一条心。可是后来我再拒绝修路，心里总觉得对不起乡亲。公开表示支持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杨金辉说着低下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沉默了好久之后，杨金辉皱着眉，像在自言自语：“没错，深山挡住了伐木人的运木车；但大山也挡住了我们走出去的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次事件之后不久，杨金辉下台了。他推荐了现在的村委会主任杨周泽。因为在他眼里，杨周泽不仅比其他人“心术纯正”，而且杨的父亲，也曾参与过当年与他族的斗争，这样的人，一定会“拼死保护林子”。

    可让杨金辉没想到的是，杨周泽上台后，“脑子里想的完全变了”。

    裂变

    83岁的“祭祀老人”杨国东盘腿坐在火塘旁边的条炕上，把烟袋抽得吧嗒吧嗒响。他从十七八岁开始跟老人学习祭祀礼仪，之后几十年里，主持了玉狮场几乎所有的祭祀仪式。

    每年2月或8月最好的日子，全村人带上白羊一只，祭奠本族山神。杨国东闭上眼睛，用普米古语给我们唱起了那原本祭祀中才唱的调子。低徊平缓的曲调仿佛穿越千年历史，从老人的胸腔喷薄而出。

    “我们用钢刀来驱赶侵扰您的魔鬼，用生命来保护您，杀死人间万恶之徒，以免除对您的伤害，保佑您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杨国东老人告诉我们，普米族是一个相当重视祖先和历史的民族。每到村中有人去世，他都会主持隆重的“给羊子”仪式。杀一只羊，唱着普米族迁徙的经历，从云南一直唱到青海的昆仑山，把死者一站一站送回最初民族的发源地去。

    67岁的和国鹏擅长演唱“哩哩”，一种普米族特有的古歌。放牧牲口、田间劳动或是婚丧嫁娶时，普米人都会随口唱起这种古老而动听的歌曲。在家乡的火塘边、溪水边，在四弦琴的伴奏下，普米人能从月亮爬上树梢唱到东方泛白。走山路的时候随便揪一片叶子，他们也能吹着爬过一道道的山梁。

    “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首，因为多得数也数不清。”和国鹏翻着厚厚一本手抄的歌词说，“比如我们歌唱山间的树木，可以从树根根一直唱到树尖尖，三天三夜也唱不完。”

    千百年来，普米人世代过着这种与森林相融相生、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不知不觉中，平静悄悄被打破了。

    2004年，国家林业部门的相关政策有所松动。箐花村获得了1000立方米的砍树指标，当时的原木开发转让价格是每立方230元左右；2005年，箐花村又获得了1000立方米的砍树指标，转让价格是260元。

    杨周泽说，这些木材都是一个四川老板来承包砍伐的。两年来，村集体通过卖树，获得了将近50万元的收入。这些钱，有些用于还债，有些用来支付了“农村电网改造”时家家户户的电表钱，有些用来盖了村委会的办公楼。还有10万元左右，今年6月，雇了台挖掘机，修了半条从村委会所在地箐口村通往玉狮场的“村社公路”，全长将近4公里。

    “要想致富必须先修路，”杨周明不止一次这样告诉村民，“修小路，致小富，修大路，致大富。”

    不久前，在乡政府的支持下，杨周泽带领全村干部到云南丽江和香格里拉考察。他的考察心得是：“准备开始试点，种植药材。生态旅游能做当然更好，如果有老板想进来投资，我们也非常欢迎。”

    据说，玉狮场的后山上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有个四川老板正在疏通关系，急欲开发。杨金辉担心，杨周泽修的那半条路，将来准备通往森林腹地，其真正的目的是采矿。

    杨金辉说：“修路会对生态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开矿真正获益的是矿主，而不是村民。当所有的资源被贩卖一空，要承担生态恶化苦果的，是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普米人！”

    “现在不再担心修路导致砍树了吗？不再担心外面的坏风气污染村寨了吗？”我问杨周泽。

    杨周明迟疑了约有一分钟，接过话茬：“不管怎么说，村民致富是首要任务，致富就不能不修路。为什么我们普米人要为了所谓的文化，所谓的遗产而固守贫穷？我们普米人也想过好日子！”

    而坐在一旁的杨周泽，脸上显现出复杂而困惑的表情。他半躺在火塘边的条炕上，半晌一言不发。

    闯入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外来者的偶然闯入，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给玉狮场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关于道路修与不修的角力，也因为这个第三方的加入，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002年，正在进行村寨采风的著名词曲作家陈哲无意间闯入玉狮场。那一刻，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恍如时光倒流，走进了30年代的村庄。”

    对陈哲来说，自己创作《同一首歌》、《血染的风采》和《黄土高坡》的那个时代已成往事。10年来，他自称“文化田野工作者”，为抢救濒临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无数次往返于云南、广西、贵州的大山之中。

    “即便如此，保存如此完好的传统生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陈哲回忆说，“夜晚你站在寨子旁边的树林里，四面是山。你听他们唱歌，那声音好像是从山谷里爬上来的，越爬越高，爬到最高的地方再顺着山梁滑下来。这时候你再看月亮，蓝汪汪的，四面的树和山也是蓝的。”

    在这里，他找到了保存最完整的普米族文化，祭山神、树神、古歌、搓搓舞、古老语言……他发现，这一切都和寨子周围的森林融为一体。

    他在当时的手记中记录了对玉狮场的“惊艳”：“没被破坏的原住民文化，形态斑斓。蕴涵着古老文明的当面诉说，远古王国傲慢的微笑，以及祖先的歌唱和元神四溢的舞蹈。……原土民族文化的拙朴和多样性，为家园守护着一份精神遗产。为全体人类储备着一个可以再次繁荣的人文文化种群资源库。”

    传统文化生态的完整呈现，在陈哲看来，是在群山的隔绝中得以延续至今。而修路通常是砍树的前奏，玉狮场的林子得以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一直没有修通公路。陈哲试图通过自己，一个局外人的力量对抗修路。

    “那林子不能动，不能动……”他打电话给所有熟识的兰坪县政府官员、商业领袖，“你们听我说呀，林子没有了，你们将来会后悔的！找钱还有别的办法，不能老打林子的主意！”

    “那是‘活立木，活立木，活立木’，不是珍贵树种也不能动！！……”总是要谈到近乎愤怒，这样的对话才能停止。

    “活立木”是陈哲自创的一个词，指得是“活着的树木”，尽管没有特别的意思，却传达出一种悲壮的坚守。

    平静下来，陈哲开始给这些人讲道理：“所有的人物、事件、自然现象都是古歌的题材，他们对着一棵树唱三天三夜唱不完，可是树没了，古歌还能有吗？”

    陈哲也承认，卷入保护玉狮场的原始林，有些“自私”的想法。

    “这么多年，我是在向他们学习。”他说，对自然和万物生灵的敬畏一直根植于各个贴近自然的民族的灵魂中。在没有所谓“先进文化”的冲击前，少数民族孕育了多少人与自然和谐存在的经验。无论是文化保护还是生态保护，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图景都是最终追求的理想。

    “文化就像鸟一样，需要天然生态的适度荫庇。如果‘树子’被砍了，文化的气场也会随之涣散；如果文化断根了，对于天然林的尊重淡漠起来，人随之也会妄念追心。”《拯救云南》的作者冯永锋在参观过玉狮场后这样写道。

    村里人懵懵懂懂，不完全明白陈哲这个城里人想干什么，却又本能地感到，让外面的社会知道普米族、普米文化是好事，没准能给村里找到新的出路。

    希望

    因为已经“来不及说理了”，为了延续他所认定的“文明”和“价值”，陈哲在玉狮场成立了若干学习小组：祭祀、古歌、草药、纺织、口弦……采用由老人带徒弟的方式展开。“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还被纳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名单。

    今年，陈哲挑选了一些年轻的普米族姑娘带到北京。一来为了向外界展示普米族的口弦、四弦琴、撞胯舞，二来也是为了给玉狮场的未来“增强些免疫力”。

    “让年轻人提前明白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再由他们去影响父辈，”陈哲打量着身边的几个姑娘，“一旦有外来的东西破门而入，她们可以作出客观的判断，哪些该要、哪些不该要。而不会哗地一下，兴高采烈地完全放开，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在陈哲看来，缺少文化免疫力，当地人就会为了经济利益卖掉“神树”，就会轻易接受外来势力的“安排”，继而成为主流社会的附属。茂密的森林、洁净的水源、厚重的文化可能在被认识到其珍贵性之前，已经永远地毁灭。

    为了让姑娘们逐渐适应城里的生活而不被污染，陈哲精心挑选了顺义的一处高档社区里面的公寓，尽管租金昂贵，他还是一狠心租了下来。因为那里不远处有山，一出门有湖，空气相对清新，与姑娘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比较接近。

    除了每天排练歌舞，为今年10月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民歌盛典”做准备，陈哲还要求姑娘们多读些本民族的历史，经常想想“普米族的未来该怎么办”。

    杨金辉的侄女杨德秀也在其中。这个普米名字叫古力·茸米（意为乖乖女）的21岁姑娘，有着普米人的淡褐色皮肤，脸上布满了淡淡的雀斑，却让人惊叹于她山泉一般的美丽。

    参加陈哲的“小组”以前，茸米是村里小学的代课教师，每月有400元的收入。辞去这份有固定工资的工作，曾遭到过妈妈的坚决反对，但茸米不听。她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在舞台上唱歌跳舞的生活”，她幻想着将来一天成为明星。

    茸米现在对北京的评价是，这里的人挺好的，别的都不好。

    陈哲回忆说，姑娘们刚到北京时，顿顿饭都要吃“洋芋”，因为她们在老家，一年到头吃的只有洋芋。而现在，她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搭配不同的蔬菜了。

    茸米常常想家，想念妈妈、哥哥和弟弟，想念以前走遍森林放羊的生活。以前，茸米最开心的事，就是在月亮出来的夜晚，跟着自己的影子舞蹈，自己的影子长长的，自己动，影子也动。

    “那时比现在快乐多了。”茸米叹了口气。

    陈哲总是不失时机地教育这些姑娘，要对城市保持适度的距离，要“不卑不亢”。姑娘似乎也很能领会陈老师的意图。当被问到愿不愿意留在北京时，茸米说：“有机会的话留下也很好，没机会的话回去也不错。”

    一次，陈哲提出要带姑娘们到城里买衣服。几个姑娘表现出从没有过的高兴，“一蹦三尺高”，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这一幕，深深刻在陈哲的心上。

    绝唱

    离开兰坪前，我们见到了金鼎锌业集团的党委书记杨道群。这个当前兰坪县普米族人当中最大的官员，也是玉狮场人，他从十几岁就离开山寨，“参加革命”。在玉狮场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在气派的办公室里，杨道群向我们讲述了他小时候的玉狮场：那时，山上有老虎、豹子、熊、金丝猴；下雨不用搭雨棚，随便找一棵大树，就可以坐在树下煮饭吃；村里的路原来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铺的全是青石板路，“大跃进”时青石板全被挖了起来，拿去修水道，路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现在因为进山的路太差不敢走，我七八年才回去一次。只要回家一趟，出来后难过得好几天吃不下饭。”他说。

    杨道群分析，玉狮场人想要致富，靠农业肯定不行，出去打工因为文化素质太低也不行。“玉狮场背后的林场有些矿，可能解决些问题”，他沉吟了一下，说，“如果矿开了，村里人可以去劳务打工，也算是享受资源的权利。”

    回京后，在网上搜索玉狮场时，偶然看到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探矿权证领取通知》，其中包括2006年5月15日签发的“云南省兰坪县玉狮场－菊香锶矿地质普查”。

    这就是杨金辉一直担心的开矿的事吗？还是这只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杨周泽等人都没有提及，他们是并不知情，还是故意隐瞒？

    因为林木的经济价值和蕴藏的矿产资源，究竟还有多少人在觊觎着玉狮场的这片林子？

    面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和“主流文明”脚步，一个村子、乃至一个民族的力量能有多大？

    最后的原始森林真的行将成为历史？最后的灵魂家园真的即将奏响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