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大学的主要领导，我深感高等教育现在无论从体制、机制还是理念上都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信息不对称，往往造成大学的盲目和社会的盲目，使得社会处于一个发散状态——这很可能造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崩溃，因为许多学校的扩招并没有按照社会的需求来进行。

　　人才培养是一个长周期，你如何做到当你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未来走出校门走入社会的时候有合适的岗位，需要作出一个有效的评估。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反馈信息提供给我们。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市场调节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绝对推脱不了责任。作为政府，对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模要有个科学的规划，人才的培养决定着社会未来产业的发展，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家庭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孩子们抱着美好的憧憬走进大学校门，却失望地走出校门，很可能导致他们对社会不满。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我认为，政府在这个环节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比如说每年的招生计划，有没有对各大学的招生计划进行有效地指导？如果单纯把一个杠杆压到市场调节上，那这会是一个缓慢的而不是有效的反馈系统，会造成剧烈的振荡。

　　另一点，培养人才不是生产产品，人才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在座的各位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多年后我们必将被历史淘汰，整个社会要由现在的年轻人承担。他们未来的信念如何，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如何，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和产业发展，所以必须重视大学生心态素质的培养，对民族的热爱和社会的关心，这是我们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再谈谈大学育人的环境问题。高校都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把它叫做一个梦想。有这个梦总归是好事，但不要变成梦想、幻想，一定要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大学做的应是真正使你育人的土壤肥沃起来。

　　什么叫一流大学？同样一个人在别的地方无所造就，进入这个环境就成为人才。一流大学之所以有一流的大师，不是让我们花钱买一流大师，自己培育出一流大师才是我们的责任。一块盐碱地好苗子也养不活，而你把好的种子撒进肥沃的土壤，才能长出参天大树。

　　所以培养人才也罢，孕育大师也罢，这些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建议我们所有的大学抵制社会上竞争名利、名次的风气，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确定我们恰当的目标。

　　“神五”和“神六”的群体在35岁到40岁，极少有从国外引进的博士和硕士，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这个群体的培养经验，对我们高等教育是非常好的启迪。

　　同时，我们培养人才的层次还不精细，培养各个专业的硕士、博士，都用同一个标准，完全脱离了社会需求。同样是博士和硕士，应该有不同层次和类型。我们毕竟不需要那么多博士、硕士进行研究。高校没有更多地给大学生提供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对团队精神的追求，他们走向社会时会感觉很迷茫。

　　原载《中国青年报》（J-03）